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6)

上校心惊胆战。局长把邮袋往肩头一搭，走下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习惯，去了裁缝铺喝咖啡，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看报。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这里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两手空空地回去见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缝铺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在等着他。

“没有信？”妻子问道。

“没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时又和往常一样没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们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像你这样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却上吊床去看报了。

“得等着挨个来嘛，”他说，“我们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号。”

“可是从开始等到现在，这个号在彩票上都出现两回了。”妻子反驳道。

上校照例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不放过。但是这一回，他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眼睛看着报纸，心里想的却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国会通过了那条法令，自那以后他为申请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后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记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宵禁号响过以后他才看完报。正准备熄灯的时候，他发现妻子还没睡着。

“那份剪报还在吗？”

妻子想了想。

“还在。应该是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了。”

她钻出蚊帐，从衣柜里取出一只木盒，里面放着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着根橡皮筋。她找见了那则启事，一家律师事务所承诺会很快办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说换个律师了，要那样咱们早花上钱了，”妻子说着把剪报递给丈夫，“我可不愿意像印第安人那样，死了之后再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上校看了看那张两年前的剪报，把它放进了挂在门后的衬衣口袋里。

“糟糕的是，换律师得花钱哪!”

“用不着，”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写个字据给他们，就说等退伍金发下来，一切开销都从那笔钱里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上心。”

就这样，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整个上牙床就只剩下两颗犬齿了。他把脚伸进一双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里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钢琴上落满灰尘，放打孔纸带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贴有《官报》剪报的旧账簿，以及一套杂乱无章的财会简报。钢琴没了琴键，便充当了写字桌。上校在透露他来访的本意前，先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担心。

“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