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第3/6页）

地方交易集中在银行手中，是通过：1．支行。地方银行在本地区各小城市内设有支行；伦敦的银行也在伦敦各区设有支行。2．代办处。 “每一个地方银行都在伦敦设有代办处，以便在伦敦兑付本行的银行券或汇票，并接受伦敦居民为了供地方居民使用而存入的各种款项。”(第127页)“每个银行家都收兑别家的银行券，但不再发行出去。在每个较大的城市中，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交换各人的银行券。差额就用在伦敦兑付的汇票来付清。”(第134页)“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就象牛肉和啤酒便宜会鼓励人们贪食嗜酒一样。”(第137、138页)“因为发行本行银行券的银行总是用这种银行券来支付，所以他们的贴现业务好象完全是用这个办法创造出来的资本进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银行家用本行的银行券来兑付一切他所贴现的汇票，然而他所有汇票的十分之九仍然可能代表实际资本。因为，他自己虽然只用本行的纸币来兑付这种汇票，但这种纸币不必在流通中停留到汇票到期的时候。汇票也许要三个月才到期，而银行券可能三天内就流回来了。”(第172页)“存户透支是一项正常业务；实际上，发放现金贷款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发放现金贷款不仅有个人担保，而且也有有价证券的存入作为保证。”(第174、175页)“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汇票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汇票，并把这张汇票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有了这种贷款，他就能使商品保存到市场状况较好的时候，并能避免为了取得急需的货币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牺牲。”(第180、181页) 《通货论》(第62、63页)：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今天存在A处的1000镑，明天会被支付出来，形成B处的存款。后天它又可能由B处再支付出来，形成C处的存款，依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这lO00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地增长为——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很可能，英国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除存在于银行家各自的账面上外，根本就不存在……例如在苏格兰，流通的货币{而且几乎完全是纸币!}从来没有超过300万镑，而银行存款却有2700万镑。只要没有普遍的突然提取存款的要求，这1000镑来回提存，就可以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我今天用来抵销我欠某商人债务的同一个1000镑，明天又可以被用来抵销他欠另一个商人的债务，后天又可以被这个商人用来抵销他欠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这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我们已经看到，吉尔巴特在1834年就已知道： “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史为我们提供了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能够干些什么。为了阐明下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先作一些简短的说明。 1842年底，从1837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压在英国工业身上的压力开始减弱。在其后的两年中，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1845—1846年是高度繁荣的时期。1843年的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收从郎卡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按照《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059号的记载，1846—1847年投在铁路上的资本，约等于7500万镑，——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 并且，这种基本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 3/4—2 3/4％；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 1/4%。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我们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 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象我们在以下的说明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3 1/2%，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 1/2%，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支付普遍停滞使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由于狡猾的1844年银行法加给它的种种限制而濒于破产。政府迫于普遍的要求，于10月25日宣布暂停执行银行法，从而解除了那些加给英格兰银行的荒谬的法律限制。这样，该行就能不受阻碍地把库存的银行券投到流通中去；因为这种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证，不会发生动摇，所以货币紧迫的情况立即得到了决定性的缓和；当然，不少陷入绝境的大小商行还是破产了，但危机的顶点过去了，银行贴现率12月又下降到5%，并且还在1848年期间一个新的营业活跃就已准备就绪，它破坏了1849年大陆上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并在五十年代先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繁荣，然后又引起了1857年的崩溃。——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