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 第九章（第2/3页）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惯常的情形，有一种极端，也就有另一种极端。这派的人要求从维尔纳攻入波兰，并摆脱所有预先制订的计划。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外，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变得更加偏激了。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声望高涨的叶尔莫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此时传播着叶尔莫洛夫的笑话，似乎是他请求皇帝的恩宠——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缅怀苏沃洛夫的人说，不应当认为，不用针刺破地图，而应去战斗，打击敌人，不放敌人进入俄罗斯，不要挫拆士气。

第三派最受皇帝信任，他们是介于两派间的宫廷侍臣们。这派人大多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属于该派，他们所想所说的都是没有信念，但又希望像有信念的普通人所想和所说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称他叫波拿巴）这样的天才的战争，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谋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同样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应该听听反对派普弗尔的意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践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守住德里萨营地，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虽然这种变化不能达到其它任何目的，但该派却认为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以大公皇太子为最著名的代表，他不能忘记自己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遭受的失败，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就像去阅兵似的骑马行进在近卫军的前面，实指望干净利落地击溃法军，结果却陷入第一线，好不容易才在惊慌中逃出来。这一派人在自己的讨论中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了他的力量和自己的软弱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丢掉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要失掉德里萨。聪明的做法是趁现在还暂未把我们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方上层相当普遍，在彼得堡也获得支持，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为其他政治原因也同样赞成和解。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们。他们与其认为他是人，不如说把他当作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总是这样开始），但他的正直，精明，没有谁比他更好。请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战争中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将展示他可以做些什么，就像他在芬兰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有战斗力，撤退到德里萨而未遭受任何损失，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巴克雷。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雷，那么一切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表现出自己的碌碌无能。”这一派的人们这样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派。正好相反，他们说，“不管怎样，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的，更有经验的人了，无论你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请教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全体退到德里萨是最可悲的失败和不间断一连串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能尽快地使人们明白，不可以这样下去，不需要什么巴克雷，而是需要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自己曾给他作过公充的评价，这更让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是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一个人。”

第七派是那些随时都随侍皇帝左右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皇帝，而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的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是将军、侍从武官，他们对皇帝无限忠诚，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崇拜他一样。不是把他当作皇帝，而当作一个人，衷心而无私地崇拜他，在他身上不仅看出全部美德，而且具备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统帅军队的谦虚品质，却指责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仅希望一件事，而且坚持自己崇拜的皇帝丢弃对自身的过分的不信任、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帅，属下组建一个总司令大本营，自己指挥军队，必要时可请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辅佐，这样更极大地鼓舞军心激昂士气。

第八派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以自己的众多数量与其他派别相比正如九十九比一，他们由那些既不希望和平，又不希望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喜欢在德里萨营地和其他任何地方设防士卫。不支持巴克雷皇帝，也不支持普弗尔、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机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和愉快而行动，在那潭浑水里盘根错节，扑朔离迷的阴谋诡计充斥皇帝的行辕，从中可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自己的即得利益。于是就今天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普弗尔的反对派，后天又宣布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目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另外那些人希望捞取某种好处，吸引皇帝的注意力，就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件事，在会议上捶胸顿足地争论和叫喊，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以此表明他准备为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中间而反对派又缺席时便直截了当地请求给自己一次补助作为自己忠实服务的报偿，他知道此时没有时间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辛勤工作。第五种人则为了达到其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一个刚提出的意见的正确或不正确，并为此举出或多或少有些正确和充分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