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部 第二十章（第29/45页）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尾声(二) 第二章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