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贡布雷 第一章（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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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奥菲尔和埃蒙四兄弟均为传说中的人物，相传公元六世纪时僧侣泰奥菲尔曾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后追悔莫及，遂祈求圣母救助，终以诚心感动圣母，显灵勾销了卖魂契。十三世纪时游吟诗人吕特贝夫曾把这一传说编成诗体说唱，广为流传，后来壁画和浮雕等美术形式也采用这一主题。埃蒙四兄弟的故事见诸十二世纪法国英雄史诗《勒诺埃德·蒙多邦》。相传埃美公爵有四子：勒诺、阿拉尔、吉夏尔和里查，统称“埃蒙四子”（“埃蒙”为“埃美”的昵称或贱称），他们在同查理大帝作战时，勇武异常，有坐骑名巴雅尔，一跃千尺。
至于我当时的那个特殊情况该如何发落，弗朗索瓦丝的“法典”自有毫不含糊的规定：尊长敬客。所以除非发生火灾，她多半不可能为我这区区小儿去惊扰正陪着斯万先生说话的母亲大人。弗朗索瓦丝经常教训说：不仅对父母长辈要孝敬，对亡人、僧侣和王上要恭敬，还应该尊敬受到款待的宾客；这一套敬人之言倘若出自某部著作，我或许会深受感动，偏偏出自她的口中，我听了不免又气又恼，尤其是因为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细声细气；尤其是今天晚上，她把请客吃晚饭看成神圣的礼仪，结果她必定拒绝惊扰宴会的礼仪。不过我还是要试试运气，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撒谎说，这封信并非我自己要写，我上楼时妈妈吩咐过，看看有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务必给她一个答复；要是不给妈妈捎句话去，她会生气的。我明明知道弗朗索瓦丝根本不信，她跟原始人一样，感觉比咱们灵敏得多，能从一般人觉察不到的征兆中一眼看透咱们企图掩饰的真相。她把信封足足端详了五分钟，好似单凭审察纸质和笔迹便可知道信封里的内容，换句话说，便可确定应按她那部“法典”中的哪一项“条款”来处置。随后，她无可奈何地走出房间，那表情等于说：“唉！有那样一个孩子，做父母的也真算倒霉！”转眼间她又回来了，说现在席上正在用冰冻甜食，大师傅无法当着众人的面把信递给我妈妈，得等到上漱口盅的当口才有法子送去。我的焦虑顿时得到冰释，顷刻间乾坤扭转，方才我离开母亲还意味着得等到明天才能重聚，可是呆会儿我的便条至少会把无影无踪的我，喜孜孜地带进妈妈所在的那间厅堂，而且会在我妈妈的耳畔悄悄地谈论我；虽然母亲看到便条肯定会不高兴（而且由于我的拙劣手段将使我在斯万的眼中显得十分可笑，她更会加倍地生气）。一秒钟之前，我还觉得餐桌上的冰冻甜食——“核桃冰淇淋”以及漱口盅之类的享受无聊透顶，邋遢可憎，因为我的妈妈是在我不在场时独自享受的。可现在，那间原来对我极不友好，禁止入内的餐厅，忽然向我敞开大门，就象一只熟得裂开了表皮的水果，马上就要让妈妈读到我便条时所给予我的亲切关注，象蜜汁一般从那里流出来，滋润我陶醉的心房。我与母亲已经不再相隔异处；屏障倒塌了，柔情的丝丝缕缕重又把我和她系到一起。而且，还不止如此，妈妈还一定会上来看我！。
我方才苦恼地想：斯万如果看到我给母亲的信，并且猜出我的用心，一定会瞧不起我；然而我后来才知道，他一生之中对类似的苦恼有过长期的体会，谁也比不上他更了解我。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不在场或不能去的地方消受快乐，对他来说，是一件烦恼苦闷的事，是爱情教他尝到的滋味。那样的烦恼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注定属于爱情，而且一旦落入爱情之手它就变得具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它钻进象我这样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过爱情的人的心中，它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期待；它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游动着，并无一定的钟情对象，只为某一天出现的某种感情效劳，这种感情有时是对父母的依恋，有时是对同伴的友谊。
弗朗索瓦丝回来告诉我说，我的信即将交给母亲。那时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在感情见习期所领受到的这种喜悦，斯万也早就体会过：这其实不过是哪位好心的朋友，或者我们心爱的女子的哪位亲戚，让我们空欢喜一场罢了。比如说，我们来到哪家公馆或者哪家剧院，知道我们的心上人也来这里参加舞会或者观看首场演出，这时有位朋友先是发现我们在门外踯躅，几近绝望地等待着同心上人接近的机会。那位朋友认出我们是谁，热心地过来招呼，问我们来这里有何贵干。我们就胡乱编套谎话，声称有要紧事必须告诉他的某位女亲戚或者某位女朋友。他连忙请我们放心，说这事再好办不过；他把我们领进门厅，答应五分钟之内一定送她下楼。我们多感激他呀——正等于这时我多感激弗朗索瓦丝！这样与人为善的中间人，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的心境：刚才我们还认为里面的灯红酒绿一定乌七八糟到不堪设想的地步，而且其中必有几股同我们作对的、邪恶的、盅惑人心的旋风把我们的心上人裹胁而去，让她嘲笑我们；可是顷刻之间，我们觉得这样的晚会还过得去，有人情味，甚至大有好处！若以那位向我们打招呼的朋友的态度来看（因为他也是晚会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推断其他宾客不至于会有多坏。原先我们不知道她在里面会享受到什么样的乐趣，那漫长的时辰可望而不可即，残酷地折磨人的感情，如今却出现了一个供我们潜入其间的缺口；在构成那些时间的序列中有那样一个时刻，同其他时刻一样真实，却又更为重要，因为它同我们的心上人关系更为密切，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占有它，参与其间，它几乎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有人要去告诉她，我们就在楼下的那个时刻。也许，晚会的其它时刻同那个时刻并无本质的差别，并不更令人心醉而使我们痛苦万分，因为好心的朋友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她肯定会非常高兴下来的！跟您谈谈总比在楼上百无聊赖要好得多。”唉！斯万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感到她所不爱的人处处跟踪，甚至一直盯到晚会的门口，她岂能不生气？而第三者的好心并不能打消她的气恼，结果经常是只有那位好心的朋友一人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