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2/3页）

作者用它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复辟时期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红”代表了穿红色军服的士兵，“黑”代表了穿黑色衣服的教士，这是当时社会中的青年人出人头地的两条捷径，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特征。作品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典范。

《红与黑》虽然写的是主人公于连一生奋斗的过程和其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把具有童大意义的社会题材作为结构小说横纵经纬的重要因素，并使之成为主人公活动的典里社会环境和依据，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现实主义艺术方向。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写到了拿破仑热烈而奔放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发展和繁荣，以及法国几十万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渴求自由平等，渴望战争的强烈愿望。小说中也再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耶稣会和修道会独揽大权，肆虐横行，以及保王党和反动教会如何沆瀣一气，视人民为敌的残酷现实。更重要的是，小说中还反映了波旁王朝在覆灭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党企图东山再起的勃勃雄心。

小说描写的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这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是极为惯见的社会现象。波旁王朝复辟后，许多小资产阶级青年失去了拿破仑时代靠个人天赋晋官加爵的机会。他们去等级森严的巴黎进行个人奋斗，但只有少数人成功了。大多数人却失败了。这就是王朝复辟后整整一代小资产阶级平民的现实遭遇，于连的悲剧也正是这样一出富于时代特征的悲剧。

艺术特色

《红与黑》打破了学院古典主义因循守旧、向中世纪和古希腊古罗马取材的清规戒律，把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引入小说，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并创了先河。

散文化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试验了一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形式。

首先说散文化叙事风格。所谓散文化叙事风格，在司汤达看来，主要是叙事风格上的自然与质朴，而非修辞学意义上的浮夸与修饰。从《红与黑》的艺术实践上看，无论小说的描写还是叙述，或者人物对话，基本上都体现出这一风格。小说中没有古朴典雅的华丽词组，没有史诗化的壮丽诗句，也没有如浪如潮的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和感情渲染，整部小说都在一种简约质朴的风格中展开的。[9]为了追求小说风格的散文化，司汤达在小说情节纵向发展过程中，时而切断情节，插入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或作者本人的评论等。这种写法由于横向描写的增加，势必使小说导向散文化。在小说中，于连的心理活动紧随着情节的叙述，每章，甚至每页都有心理描写。至于小说写到于连最后入狱时，心理描写几乎使情节完全陷于停顿。因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情节的“浓度”，使小说走向散文化。除此之外，司汤达本人也时而以全知全能的视野，时而又充当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出来对小说中的事件或人物发表品头论足的评论。有些评论固然是画龙点睛，具有点题作用，但有些却完全游离于情节。如写到于连参加德，拉莫尔侯爵主持的一次阴谋会议时，作者加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段议论，确是多余的。

结构

《红与黑》小说的结构形式是由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构成的：维利也尔小城、贝尚松神学院和巴黎莫尔候爵府，且三个生活场景又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联接三个生活场景的不是主人公于连性格发展的必然走向，而是于连生活中的偶发性事件，它们纯属于连生活流程中的一个个自然环节。于连身为一个细木匠的儿子，由于西朗神甫发现了他的才华，教给他拉丁文的《圣经》，尔后把他介绍给德·雷纳尔市长做家庭教师，这对于连说来的确是很偶然的。去贝尚松神学院读书，也是西朗神甫力荐。这虽然符合于连做神甫的决心，但小说并未说明于连一定要进神学院，况且他进神学院主要是迫于他与德·雷纳夫人的暖昧关系。至于去德·拉莫尔侯爵府，完全是宗教教派内江所致。如果从另一方面说，这恰恰是有悖于他做一个神甫的野心。以上说明，《红与黑》的结构形式，不是由主人公性格走向决定的，而是由主人公生活流程中的偶然性因素使然。如果剔了这些因素，《红与黑》的艺术结构便会坍塌，因为三个生活组曲之间，并未由于连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联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