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 一（第2/3页）

还在开始审讯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雅和拉祖米兴设法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兴选择了沿铁路的一个离彼得堡不远的市镇，以便能经常注意开庭的一切情况，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机会去跟阿甫陀季雅·罗曼诺夫娜会面。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神经病，同时还发生了一种类似精神错乱的现象，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是部分。杜尼雅跟哥哥见了最后一面后回到家里，就发觉了母亲病势严重，身子发烧，不省人事。当天晚上，她跟拉祖米兴商量好，如果她问起哥哥来，应该怎样回答，甚至跟他共同编了一套谎言来哄骗母亲，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出远门去了，到边疆去了，他受私人的委托去办理一件事，往后会得到金钱和名誉的。可是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人不论当时或以后都没有问起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相反，她自己却谈起儿子突然出门的事来；她流着泪告诉他们说，他怎样来向她告别过；她又暗示，说什么只有她才知道许多很重要的秘密；什么罗佳有许多强大的敌人，所以他甚至不得不躲藏起来。至于他的前程，她也认为只要某些仇视的情况不复存在，无疑是光明的。她要拉祖米兴相信，她的儿子将来甚至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那篇文章和他那杰出的文才就是证明。她把那篇文章反复阅读，有时甚至大声朗读，连在睡觉的时候也几乎不离手；可是现在罗佳在哪儿，她几乎不问，大家显然都跟她避而不谈这件事——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有几件事，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奇怪地绝口不谈，这终于引起了他们的忧虑。比方说，她甚至并不埋怨他不给她写信，可是从前她住在县城里的时候，终日希望和期待的是快些接到爱子罗佳的来信。这种情况简直不便说明，杜尼雅因此十分不安；她有一种想法，认为母亲大概预感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害怕问，免得知道更可怕的事。不管怎样，杜尼雅已经清楚地看到，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精神失常了。

不过，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她自己把话岔到这上面去了，因此回答她时，不能不提到罗佳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们迫不得已回答得大概不能使她满意并引起了她的怀疑的时候，她忽然变得异常伤心、忧闷不乐、沉默寡言，这样的心情持续了很久。杜尼雅终于看出，很难瞒过她了，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某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可怜的母亲猜疑到一件可怕的事了。同时杜尼雅也想起哥哥的话来，说什么在最后决定命运的前一天，也就是跟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发生了那一幕后的夜里，母亲听到了她的梦话：当时她有没有听出什么来呢？有时经过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忧闷不乐、沉默寡言和暗自流泪之后，不知怎的，病人常常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她忽然大声地说话，几乎不停地谈到自己的儿子，谈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是很怪的。他们都安慰她，附和她（说不定她自己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附和她，不过安慰安慰她罢了），但她还是谈下去……自首后，过了五个月，犯人被判决了。拉祖米兴一有机会，就去探监。索尼雅也去探监。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杜尼雅向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久的；拉祖米兴也这么说。这个计划在拉祖米兴那年轻而狂热的头脑里确定下来了：决心在三四年内尽可能打下未来的社会地位的基础，甚至要积蓄些钱，迁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天然资源很丰富，但工人、办事人员和资本很缺少；在罗佳将去的那个城市里定居下来……他们一同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离别时都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最后几天陷入了沉思中，他详细地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忧虑不安。他甚至为她十分烦恼，这使杜尼雅不安起来。他得知母亲心情反常的详细情况后，变得忧闷不乐了。不知为什么，他对索尼雅总是不大说话。索尼雅利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送给她的一笔钱，早已置办了行装，准备跟随一批包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的流放犯同行。她从来没有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双方都知道，事情将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兴都热烈地证明，以后他出狱时他们在一起将会多么快乐啊。他对这些话只报以怪异的微笑，并预料母亲的病情不久会恶化。末了，他和索尼雅一同上路了。

两个月后，杜涅奇卡跟拉祖米兴结婚了。婚礼冷冷清清的。但是来宾中间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左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拉祖米兴的神态像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杜尼雅盲目地相信，他能够实现自己的一切计划，而且不能不相信：这个人显示了铁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上大学去听课，以便修毕大学课程。他们俩都不断地作出未来的计划；他们俩决定于五年后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个时候以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索尼雅身上……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兴高采烈地为女儿跟拉祖米兴结婚祝福；可是他们结了婚后，她似乎变得更抑郁、更忧虑了。为了使她快乐，拉祖米兴还顺便告诉她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及其年迈体弱的父亲的事；又告诉她，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幼儿而被火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得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已经失常的精神几乎异常兴奋。她不断地谈到这两件事，而且在街上还逢人便说（虽然杜尼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铺子里，只要有人听，她就大谈自己的儿子，大谈他的文章，大谈他怎样帮助过一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时被火烧伤了，等等。杜涅奇卡甚至没法阻止她。这除了引起这种病态的精神兴奋的危险外，也有使人想起在受审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姓名和议论这一案件之虞。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甚至打听到了从烈火中救出的两个幼儿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她的忧虑不安终于达到了极点。她有时突然哭了起来，经常患病，高烧发得神志昏迷。有一天清晨，她直截了当地说，照她算来，罗佳不久应该回来了；又说，她记得，跟她分别时他说过，九个月后，得等待他回来。她把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把准备给他住的屋子（她自己住的一间）腾了出来，抹家具啦，擦地板啦，换上新的窗帷啦，等等。杜尼雅心里很担忧，但是她默不作声，甚至帮助母亲布置屋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中、在欢乐的梦中流着泪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后，夜里她病了，到第二天早晨发高烧，神志昏迷。热病发作了。过了两星期，她死了。她在神志昏迷中吐露了一些话，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她对儿子的可怕的命运的猜疑甚至要比他们所想象的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