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不要轻举妄动

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我看来却充满意义——充满了新数据，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以便评估和重新调整既有策略。

几年前，哈佛的一些教职工、学生、管理者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很少被关注的话题：拒绝与失败。这个讨论会的主办方将标题定为：应对拒绝，发现失败中的生机。他们这样描述他们的意图：

在生活中，我们都曾有过被拒绝的经历。你求职、申请学位或者奖学金，你参加面试，你希望发表文章，你努力想要拿一个对你很重要的奖项，但一切都不能如愿。在情绪处于无尽的低谷时，我们如何才能把未知的未来转化为机会，把灾难转化为新发现，把失败转化为财富，把柠檬变成柠檬汁？

在会上，参与者们都从自身角度讲述了那些影响到他们生活的遭拒经历。正是经历过这些苦难，他们才对“成功”与“失败”的含义理解得更为深刻。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律师、商学院申请人、科学家、数学家、作家，还有珠宝师。举个例子，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久负盛名的学者，发明了可以自动读取DNA的软件，就讲了他学生时代所经历过的打击，比如重读九年级，还有在哈佛取得他的博士学位前，他曾被杜克大学退学的经历。

肖力萌（音译）是一个聪明并富有创造力的统计学教授，不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遭拒和失败的经历，根据他自身经验还提出了一个有趣又有逻辑性的“拒绝统计理论”。它的意思是，不管是社会、家庭还是我们自身，都认为遭拒与失败是因为资质不足或努力不够。“对于那些值得去争取的东西，”他的理论表明，“随机找一个在努力争取的人，他被拒绝的概率比被接受的要大得多。”如果这样想，那么我们所有人在每件事上都被接受，或者说获得成功的概率都是零。

就像肖力萌的理论，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没有人不曾经历过拒绝与失败，即便是我们之中最成功的人也不可能次次都是人生赢家。但另一个观点表达的意思更为清楚：失败不是故事结尾。在所有与会人员之中，遭拒与失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动力。（用霍华德的话说就是这是“巨大”的可以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转折点。）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像是一记警钟，使他们意识到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重新审视他们的精神遗产，重新评估自身的优势。

在一个春日里，我和霍华德坐在他办公室外靠近草坪的长凳上，我把在“应对拒绝”讨论会上的经历讲给他听。“有些对话真是非常有意思。”我说。

霍华德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这种讨论机会应该更多一些。过去这些年，人们都把成功看得不费吹灰之力，而失败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不能示人的人性污点。”

“你是指这里吗？”我指指那些在春日暖阳下穿过哈佛校园的学生。

“是的。”他说，“但远不只是这里。哈佛不是成功专制的垄断者。”

“这又是霍华德式的新表达。”我笑着说，“但是可怜可怜康奈尔的毕业生吧，‘成功专制’是什么意思？”

他笑着解释道：“其实这不是‘霍华德式的语言’，因为这个词在至少十年前就出现过了，只不过语境不同。这个词当时用来形容公司总裁注重短期收益大于长远增长的一种趋势，一些企业家也用这个词来形容企业摆脱现状以谋求新创意，追求新发展模式。

“‘专制’这个词描述的是无情的压倒性的压迫统治。我用‘成功专制’这个词来形容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我们很多人都被一种专断的潜意识控制着，认为成功就意味着一切，不成功便成仁，而成功的对立面是糟糕透顶无法挽回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专制势必与名人文化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没有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你只能一辈子做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你的存在。成功专制也给人们的懒惰因子注入了兴奋剂，让一种偏激的思维变成了共识：成功就是好的，而不成功就是坏的，没有中间地带，反正成功不了，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

“20世纪早期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在专制肆虐的情况下，行动起来比产生想法更容易。’我相信对待成功专制的人们只是做出简单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却几乎不去考虑其深层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纯粹的失败就是死亡，或许这种说法也不对，毕竟还有天堂和灵魂之说。”

我理解消化了一番这些晦涩的概念，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霍华德：“你经历过什么样的让你猛然警醒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