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不期而至的幸福

被邀请参加圣西蒙十字医院的一位老同事的生日会。这是我回归生活后第一次出去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还没恢复最佳状态。为了不出差错,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被注意到,但有人过来拍我的肩膀。

“好啊,弗朗丝。你在这干吗呢?”

雅克,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再见到他。他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是厨师。如果有病人需要特殊的餐食,无盐或无麸质,就要去找他。但在当时,我还很逃避有男性在身边。六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能记得我的名字?这真感人。

1985年初,我的处境还很艰难。刚从白房子医院出院几星期,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必须重新开始照看孩子的工作才能付房租。莫瑞斯特离开了我们的公寓。更糟糕的是,我还要努力重获女儿们的信任——她们一定是听说了关于我的各种流言。回去之后,我的小玛丽冲进了我的怀抱里。但另外两个大女儿却和我保持距离。上帝啊,这让我太难过了。我不知道她们还爱不爱我,这种猜忌撕扯着我的心。答应参加这个生日晚会也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重新学会微笑,但我表现得特别拘谨。

我甚至不能用“你”来称呼这位老同事。“您现在做什么?”他露出悲伤的神色,开始给我讲他所有的困难。“我去阿尔及利亚工作了几周,可是出了场严重的车祸。”他一边跟我讲一边用手指尖敲打着左腿,听起来像是空心塑料。“我的腿被截肢了,只能装上假肢走路。”上帝啊,这个男人看起来真是伤心极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因此离开了我。”他补充道,“她接受不了我的残疾。我于是流落街头,只能去女儿家住。”我开始很温和地对待他。这真是个可怜人。因为少了一条腿就抛弃他,这可真卑鄙。

一月份,我又在家里接收了很多爸妈出去工作的小孩。我的两居室公寓又重新被改造成了游戏房,到处都是小汽车和娃娃。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是公寓再大一点也不能算奢侈。自从桑德里娜出生后,我每年都会递交低租金住房申请。但从来没得到回音。一天晚上,小埃利的妈妈问我:“你这么多孩子怎么能住得下?你得找间大点的房子。我会想办法帮你的。”几周之后,我去参观了20区的一间新公寓。这栋大楼刚盖好,连边上的路都还没有名字。巴黎二十区CM20-9号路,这地址像是高山上的庇护所。这里其实离沙罗纳火车站就隔了几条街。街区正在翻新,连草都没有种。到了推荐给我公寓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客厅,三间卧室,一个带浴缸的浴室,一间大厨房,一间储藏室,还有一个阳台。“您满意吗?”低租金住房工作室的商务助理问我。

“什么?这是给我的?”

“是的,如果你满意的话。”

“啊,好的,当然,我很满意。”

“那就请在这下面签字。”

放学了之后,我去接我的三个小坏蛋,她们问我打算带她们去哪儿。“这是个惊喜……”电梯还不能用,我们得爬楼梯,悬念还在继续。终于,爬了七层楼之后,我给她们打开了新家的大门。在锁里拧钥匙的时候,我还有个小顾虑:她们会不会因为要搬家而埋怨我?几秒钟以后,她们开心的叫声在楼层回响。她们开始跳舞,从一间屋子跳到另一间屋子,还在阳台唱歌。这个新公寓标志着我们重生的开始。我们母女终于像从前一样了。

搬家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雅克的电话。“我们能再见面吗?”他问我。我答应了。我这是怎么了?又变疯了还是怎么了?我们的见面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阿芙纶路的一家小餐馆喝了咖啡。他很有礼貌、很体贴。我们又像这样见了两三次面。一天,他问我能不能上楼来接我。还从来没有男人上楼来过我家。我为什么还是答应了他?不知道。他刚刚进来我便观察着他所有的动作。事实上,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看到我女儿们照片后的反应。如果他质疑她们的肤色,我会立马把他踢到门外去。我还记得以前的那个女邻居,她对着我圆鼓鼓的肚皮,问第三个孩子是什么颜色的。“啊,她们可真可爱!”他看着相框对我说。自从我们相遇后,他一直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完美。今天,我觉得他如此迷人,于是便顺其自然了。

1985年6月5日,雅克带我去蓝火车餐厅吃饭,是巴黎里昂火车站边上的美食餐厅。20世纪初的装饰、镀金和吊灯让我眼花缭乱。

“我们来这干吗?”

“弗朗兹,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让原本开场很好的晚餐冷了场。几秒钟的犹豫后,我看到他试着重新掌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