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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说：“总觉得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

而对于我来说，那遗体和遗骨，以及准备葬礼、安放骨灰的忙碌，还有看到和爸爸一起死去的那个女人的照片等等，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让我有了全新的真实感。所以并没有像母亲那样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如此，我依然是不管醒着也好躺下也罢，总是在反反复复地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有没有对父亲太冷淡过？父亲是不是曾想对我说什么，而我却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呢？我的脑子里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回忆着、后悔着。然后再从头开始想，偶尔有被打断的时候，但很快就又想了起来，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仿佛进入了一个漩涡中，无法自拔。

最后那天早上，我对站在门口准备出门的父亲说：“爸爸，演奏会结束后，下周找个时间请我去青山吃一顿特贵的法国大餐呗。”

父亲一边穿着鞋，一边问：“那，多贵才算贵呢？”

“嗯……一万五千日元左右吧，葡萄酒另算哦。我一直想在那种店里喝一回特别特别贵的葡萄酒。”我说。

“那可真是够贵的啊！”父亲笑着说。那个熟悉的破旧旅行包，像条忠实的狗一样紧贴着放在父亲的身边。

父亲说，那天晚上在银座一个朋友经营的店里有个演奏会，要他去帮忙，据说他也的确参加了那个演奏会。

在总结会上，他露了一下面，然后就坐着那个女人的车离开东京，去了茨城的温泉旅馆。因为他们定的房型只是住宿，不包括早晚餐，所以，到旅馆办了入住手续后，他们跟旅馆主人说出去吃饭，就开车出去了。他们是在附近的居酒屋吃完晚饭后死的。

发现父亲忘了带手机，我还跟母亲开着玩笑说：“爸爸忘带手机了，说不定是怕我们给他打电话，故意忘带的呢。真可恨！等他回来，不让他进家门！”就这样轻松地接受了父亲第一次擅自在外过夜。

我把旅行包递给要出门的父亲，父亲将包挎在了肩上。

“我想去品尝美食，也是为了学习怎么做呀。”我说。

“说的也是啊。那好吧，回来以后，再敲定日子。”父亲一副割肉吐血很不情愿的样子。

那句“回来后”的话，并不是在骗我。父亲压根儿就没有想死。

“我也好想去听你们的演奏会啊！可惜今天晚上说好要去朋友的咖啡店帮忙，他们店突然有人请假，让我去救急。”我说。

“晚点儿来也没关系，来吧。在银座，只不过我是客串演出，上场很少。”父亲说。

“可是肯定会忙到很晚，赶不上的。我俩的约会就等着去青山的法国料理店吧。”我笑着说。

“知道了。那，我走了。”

父亲说完就出了门，只有那件熟悉的蓝色半袖衬衫还残留在我眼睛的余光里，这是父亲活着走出这扇门时的最后一瞬。

我一次一次地在脑海里回放着这个镜头，想重新再来一次：“嗯，我一定去，爸爸。”不，那样还不够。应该就那样跟着他一起去，什么也不带，立刻！我一次次地后悔着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就好了。或者索性抱住他的腿，哭着不让他去；或者把他锁在家里；或者在他面前突然晕倒，让他走不了。

明明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我却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一次次试图把这个镜头重新来过。

在一次次反复的过程中，那虚幻的映像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父亲真实的样子却越来越模糊了。

父亲死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一直都没有一点儿食欲。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心里苦闷的我和母亲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虽然肚子很饿，却什么都不想吃。

我虽然想做些什么来吃，可是，连做碗粥或汤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于是想做些蔬菜沙拉。可是买回来蔬菜后，那刺眼的绿色却让我一下子食欲全无。

“妈妈。您能吃点儿什么吗？不管什么您总得稍微吃点儿或者喝点儿才行啊。否则，身体会垮的。”我抚摸着躺在床上默默抽泣着的母亲温热的后背说。

“如果有刨冰的话。”母亲突然说。

那个夏天特别热。只是在外边呆一会儿，人仿佛就会被柏油路上的热气蒸熟似的。即使到了晚上，依然闷热得令人喘不上气来。

这么热，父亲的遗体有没有被冷冻上呢？不知怎么，我突然平静地这样想到。

也许是窗外天空的黛蓝色，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感觉：父亲，真的不在了！

我硬把母亲拉了起来，居家穿的衣服也没换，拦了一辆出租车，朝着下北泽驶去。我的脑子里首先描绘出的就是雷利昂，我曾经和朋友去过几回那个店，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那里的刨冰是最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