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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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如出租车司机、牙医——问我做哪一行的，我都告诉他们，我是“坐办公室的”。快九年了，从来没人问是哪种办公室，也没人问我在办公室做哪种工作。我不确定，是因为我的外形正巧符合他们对办公室人员的想象，或是大家一听到“坐办公室的”，就会自动填补空白——女士负责复印，男士敲打键盘。我不是在抱怨，我很高兴不用跟他们细说迷人复杂的应收账款。我刚开始在这里上班的时候，只要有人问起，我就告诉他们，我在平面设计公司工作，可是他们接着就会推定我是创意类型的人。当我解释我做的是后勤事务，碰也碰不到细尖笔及花哨软件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表情茫然起来，气氛变得有点无趣。

我现在快三十岁了，从二十一岁开始就在这里上班。当时公司才创立不久，老板鲍伯就雇用了我，我想他是因为同情我。我有古典文学学位，谈不上有什么工作经验，我来面试工作的时候，黑着一个眼圈，掉了几颗牙，还断了一条手臂。也许他当时就已察觉，除了低薪的行政工作，我没有更高远的抱负，认定我待在这个公司就会心满意足，让他省掉麻烦，不用再找人来填补空缺。或许他也看得出来，我永远不会需要请假去度蜜月，或是要求放产假。我不知道。

这间办公室的人绝对分成两个阶级：创意人员是电影明星，我们其他人则是配角。单是看一眼，就可以知道我们属于哪个类别。坦白来说，部分原因跟薪水息息相关。办公室后勤职员的薪资微薄，所以我们没钱去剪时尚发型、戴雅痞粗框眼镜。衣服、音乐、配饰——虽然设计师急着想在别人眼中呈现思想自由、想法独特的面貌，但他们全都恪遵一致的装扮。我对平面设计没什么兴趣，我是财务员工，说实在的，什么东西我都开得了发票：军火、安眠药、椰子。

周一到周五，我会在八点半进办公室，中午花一个小时吃午餐。我以前常会带自己做的三明治来，可是家里的食材总在用完以前就馊掉，所以我现在都从主街买东西。星期五，我总会去马莎百货一趟，作为一周的美好收尾。我带着三明治到员工休息室里坐坐，先把报纸从头读到尾，再做填字游戏。我固定买《每日电讯报》，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份报，而是因为它的解谜填字游戏最精彩。我不跟人说话——等我买好套餐、读毕报纸、完成填字游戏，午休那一小时就几乎结束了。我回到办公桌，一路工作到五点半，最后搭半小时公交车回家。

我做晚餐，然后边吃边听广播剧《阿彻一家》。通常吃青酱拌意大利面配沙拉——一锅加一盘。我的童年充满了烹饪上的矛盾，多年下来，我吃过野生扇贝、可加热的袋装鳕鱼。针对餐桌的政治与社会学多方思量过后，我意识到自己对食物完全没兴趣。我偏好的粮食价格便宜，取得与料理起来迅速简单，又能提供必要的养分，让人活下去。

洗完碗盘之后，我会看看书，如果那天有《每日电讯报》推荐的节目，我就会看看电视。我通常（嗯，总是）在星期三晚上跟妈妈闲聊十五分钟左右。我十点左右上床，阅读半小时之后熄灯，通常没什么睡眠障碍。

星期五，我下班不会直接搭公交车回家，而是先到办公室转角那家乐购超市，买个玛格丽特比萨、一些基安蒂红酒，还有两大瓶“格兰”牌伏特加。回到家就吃比萨配红酒，之后再喝一些伏特加。星期五我需要的东西不多，只要灌几大口酒。通常凌晨三点我会在沙发上醒来，然后踉踉跄跄地爬上床。周末期间，我会把剩下的伏特加平均分配在两个整天里慢慢喝完，这样既不会喝醉，也不会完全清醒。苦等个老半天，星期一才会到。

我的电话很少响起——只要一响，我就会吓得弹起来——打来的人通常问我是否被人误售了“偿贷保障险”，我会低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住哪里”，然后动作非常、非常轻柔地挂掉电话。除了维修服务人员，今年还没人来过我的公寓。除了抄电表、水表，我不曾主动邀请另一个人上门。你可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对吧？不过，是真的。我确实存在，不是吗？我常常有种自己不在这里的感觉，觉得我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有些日子，我觉得自己跟地球的连接无比微弱，将我跟这个星球连接起来的线有如蛛丝一般纤细，就像棉花糖。只消一阵强风就能将我完全拔除，我会离地飞走，有如蒲公英的种子。

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些连接线会稍微收紧一点。大家会打电话来办公室讨论信用额度，发送关于合同跟预算的电子邮件给我。如果我没来上班，共享办公室的那几个员工——珍妮、洛蕾塔、伯纳黛特、比利——会注意到。过了几天（我常常忖度会是几天），他们会担心我没打电话请病假——我这样很反常，就会从人事档案里挖出我的地址。我想他们最后会打电话给警方吧？警官会把前门撞倒吗？找到我的时候，他们会掩住脸庞，因为臭味而干呕吗？这样办公室的人可有的聊了。他们讨厌我，可是不会真的希望我死掉。我觉得不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