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