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

此后很久，在姗尔达发生当时称之为第一次精神崩溃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碰巧同时都在巴黎，司各特就约我在雅各布路和教皇路拐角的米肖餐厅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他说有些很重要的事要向我请教，而此事的重要意义对他来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事情，因此我必须绝对真实地回答。我说我将尽力而为。每当他要我绝对真实地告诉他什么事的时候，这事总是很棘手的，我便试着给他解释，但是我说的话都会使他生气，这种情况往往不是在我说的时候，而是在事后，有时候是隔了很长时间，在他苦苦思考之后。我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必须加以摧毁的东西，并且有时该连同我一起加以摧毁，如果可能的话。

他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但这并不影响他，而且他没有打算先喝了酒才吃饭。我们谈论我们的创作，谈起一些人，他还问我那些我们最近没有见到的人的情况。我知道他正在写一部很精彩的作品，并且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是他想要谈论的问题。我一直在等待他启口，提出那个我必须绝对真实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不愿在这顿午餐结束前把问题提出来，仿佛我们在举行一次工作午餐似的。

最后在我们吃着樱桃小馅饼、喝着最后一瓶葡萄酒时，他说，“你知道，除了跟姗尔达以外，我从没跟任何女人睡过。”

“不，我不知道。”

“我以为曾告诉过你。”

“没有。你告诉过我很多事情，可就是没有讲过这个。”

“这正是我得向你请教的问题。”

“行。讲下去吧。”

“姗尔达说像我生来这样的人决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说这就是使她心烦的根源。她说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话，我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

“上办公室去谈吧，”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盥洗室〔1〕，”我说。

我们回到餐室，在桌边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你没有问题。你没有一点儿毛病。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就显得缩短了。到卢浮宫去看看那些人体雕像，然后回家在镜子里瞧瞧自己的侧影吧。”

“那些雕像可能并不准确。”

“雕得相当好。大多数人会对此感到满足的。”

“可是为什么她会谈起这个呢？”

“为了使你干不下去。这是世界上使人干不下去的最古老的办法。司各特，你要我对你讲真话，我还能告诉你一大堆，可这就是你需要的绝对的真话。你本该去找一位医生看看的。”

“我不想去。我只要你把真话告诉我。”

“那你现在相信我吗？”

“我不知道，”他说。

“走，上卢浮宫去，”我说。“沿这条街走去过河就是。”

我们过河去了卢浮宫，他注意察看那些雕像，可是依然对自己持怀疑态度。

“这基本上不是一个处于静止状态的尺寸问题，”我说。“这是一个能变成多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角度问题。”我向他解释，谈到垫一只枕头和一些别的东西，也许知道了会对他有用。

“有一个小姑娘，”他说，“她一直对我很好。可是在姗尔达说了那些话以后——”

“忘了姗尔达说过的话吧，”我对他说。“姗尔达疯了。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只要有信心，干那位姑娘要你干的事吧。姗尔达只是想把你毁了。”

“你对姗尔达一无所知。”

“好吧，”我说。“我们就到此为止。可你上这儿来吃午饭为的是问我一个问题，而我已经尽可能给你诚实的答复了。”

但是他仍旧将信将疑。

“我们去观赏一些名画好吗？”我问道。“你在这儿除了蒙娜·丽莎还看过什么？”

“我没心思看画，”他说。“我约好了要在里茨饭店的酒吧跟一些人碰头。”

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久，乔治，当司各特住在巴黎时还是里茨饭店酒吧的一名chasseur〔2〕，如今已是酒吧的领班了，问我，“爸爸〔3〕，人人都向我打听的菲茨杰拉德先生是什么人呀？”

“你当时不认识他？”

“不。那时上这儿来的人我全都记得。可是现在他们只向我打听他。”

“你跟他们说什么呢？”

“凡是他们想听的有趣事儿。能叫他们高兴的事儿。可是告诉我，他是谁呀？”

“他是二十年代初的一位美国作家，后来在巴黎和外国待过一段时间。”

“可我怎么就记不起他来？他是个好作家吗？”

“他写了两本非常出色的书，还有一本没有写完〔4〕，据那些最了解他的作品的人说该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他还写过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