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长信,我们在报刊上读过,现在收在《鲁迅全集》中。因此,面孔虽然陌生,但神交却已很久。这样一来,大家处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课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地讲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的作文。他也讲文艺理论,却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来自旧文学,从庄子、孟子、史记,中间经过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灵感。这些大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是至关重要。后来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奔母丧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呆了将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国。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