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第2/3页）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