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什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射！”

用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