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和一个（第3/4页）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