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客”李斯（第2/5页）

四

硕士李斯终于站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讲坛，当上了大学老师。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巨大创伤，顿时显得无所适从，残存的理想主义使他焦躁不安。他教书育人，参加教工合唱队，扯着牛嗓子唱《国际歌》。用李亚伟的诗形容——女生们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终于有一天，在他大讲梭罗的《瓦尔登湖》而学生无动于衷时，他忽然悲哀地发现，他要为这批90年代的物质主义者牺牲青春，实在太不值得，于是他毅然递交辞呈。那时大学老师辞职尚无国家政策，人事处女处长问他档案如何处理，他说你拿回去擦屁股吧，该处长气得大骂“流氓”，于是就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流氓生涯。

李斯赶着时代的潮流下海了，直奔海南岛当了个企业秘书。数月后又觉万事皆非，重新回武汉租了个小铺面，开起了一家翻译公司。所谓公司，主要业务是靠一台旧复印机代人复印文件，一张纸收两毛钱，一天要按500次才能保本。偶尔会接到一两单说明书翻译，总算可以显出他的专业水准。为了尽量让客户出血，也因为实在清淡得无聊，他往往会把英语先翻成文言文，再用白话解释以显示其服务质量。

生意最惨时，只好扩大经营范围——帮人代考英语。某日，一老妪在门前徘徊察看半晌，终于进屋要求李斯为其老伴代考，她的老头子想在退休前评上工程师。李斯说：我与身份证年龄太悬殊了吧，长得也不像。老妪说：我在门口反复观察，觉得神似。李斯说那得先收250元，考过再收另一半，如果事情败露就不退定金了。老妪认可，于是次日，可怜“神似”一退休老头的李斯赴考，先还在考场故装畏难以免暴露，结果仍被监考者怀疑。人家过来客气地询问——您今年高寿？他答曰54岁。监考者不信人间奇迹，又问——您的出生年月？李斯漏记了这一细节，大脑紧急换算，说出来还是差了一年。监考者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可怜的前大学老师李斯只好夺门而逃，一路狂奔找到老妪说——抱歉，被发现了，老头身份证还被扣了。他看见老妪一脸悲凉，急忙掏出定金强行退给人家。好不容易飞来的一个大单，不仅弄丢了，还倒贴了赶考的车费。

商人李斯只好在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支起了麻将桌，一帮80年代的诗人正好都在汹涌的商潮之初手足失措，于是为了杠上花海底捞，终于又坐到一起。那时我则刚刚出狱，流离失所之际，他的“麻办”正好成了我的窝点之一。

五

都说李斯公司最终倒闭的原因是不该聘几个漂亮的打字员。有了这几个美眉，哥们儿就有事无事爱去拜访，显得公司客源旺盛人气很火，弄得隔壁左右的公司都嫉妒得派人来打探门路。这些闲人多如我一样，还在所谓的“新时代”门前晃荡；好不容易见到有朋友竟然在写字间另立山头，一去就变得屁股沉重而口舌灵巧，一边和白领妹妹打情骂俏，一边找黑头李总蹭吃蹭喝。李总眼见自己的菜园被邻家的鸡践踏，自个儿的雇员成了弟兄伙儿的“三陪”，还得掏工资扮大度，一气之下，干脆白日关门赌饭钱，谁赢谁埋单。

一般来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旦坐上麻将桌，就很容易变得唯心起来。比如要摸风要换座，掷骰子时要念咄咄经。李斯麻艺不高，手气很臭，但在桌子上的话却最多。他在麻坛观察人生并予以及时揭露，总结了一套在江湖上广为传播的训条。他说——赢家怕吃饭，输家怕天亮。吃饭万一点多了，赢家不仅白赢还可能贴本；天亮要散伙，输家就没法赶本。他又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把埋单的灌醉。乃因某些人不自觉，说好赢了付账，结果装醉人事不省，大家不能跑单，还得把他送回家去。

长此以往，江城唯一的一家翻译公司不仅营生见荒，而且往往大班台上都睡着人，沙发的龙骨都被那些无枝可栖的男欢女爱者，弄折了几根，偶尔来的客户坐上去就打滑，对公司的信任度也就跟着下滑了。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像他的部属一样，往往不知被哪个哥们儿带走，后来那里竟然成了派出所的蹲守之地，连门房都只认一些来客而不认他这个老板了。

某夜他醉后不敢回家，也想回公司去住，门卫誓不开门，他只好捡起砖头把大门玻璃砸了，当然最后好歹还是睡成了——在派出所的木椅上。

这样的文人经商，天大的产业都要被这种操性给操垮，况乎白手。最后，李斯终于扛不下去了——挥泪对宫娥，散伙。一屋被哥们儿折腾得半残的家具，丢了可惜，只好拖将回去，弄得狭窄的私宅像“二战”时的防空洞一样遮天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