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恐惧与仇恨（第2/3页）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4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早就有人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五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养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他的许多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周的造反就应运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