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乌龟与兔子　压抑与超越

——在法国第四届“小说国际论坛”上的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

法国“小说国际论坛”是一个面对小说，作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宽广的舞台，我们可以随意地释放情感和歌唱。在这里，我想就写作的压抑和超越发表感言，如同早晨醒来的野鸟，用最粗糙的嗓子，鸣叫出最真实的声音。

关于写作的压抑，在中国是一件司空见惯又必须面对的事情。但中国又不是30年前的“文革”时期，写作被完全禁止，个人的声音被完全抹杀。这就是今天中国写作的复杂和独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同野兔的奔跑，但思想自由的速度，却如乌龟的爬行。今天中国作家所处的写作环境，就是乌龟和兔子在高速公路上力量悬殊的赛跑。

我们可以写作，但必须面对某种强大而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作家每时每刻，都在写作的压抑之中。这种压抑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强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二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和娱乐的诱惑；三是来自作家本人内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意识形态和金钱、荣誉、娱乐对文学的挤压、侵蚀这些情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大家和前辈作家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都有那种抵抗的力量、胆略和智慧，但一个作家对自己写作的自我约束和审查，却可能是中国作家最独有的一种写作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写作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政策，冒犯了这种规定和政策，会遭受严重的处罚。作家的写作，其实就是钻在铁笼中的舞蹈。这样久而久之，有一天让你从牢笼出来，你已经不再会真正地行走、跑步和跳舞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写出了被文艺政策认为是好的作品，政府会给你权力、荣誉和奖励，让你做官，让你获得金钱，所有的媒体和不明艺术真相的百姓，也都对你尊崇和恭敬，让你享受荣誉所带来的光辉和欢乐。如此，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都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进行创作。而我自己，在20多岁时，也是这样为权力和荣誉而努力写作中的一个。当你20岁、30岁就开始这样写作了，到了40岁、50岁，其实你已经很难有能力为了艺术、为了美、为了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真实进行写作了。当你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会有一种来自你自身的声音告诉你，说这是可以写的，那是不可以写的；你会告诉你自己，这样写可以靠近权力，获得荣誉、金钱和地位，那样写不仅要遭到批评、冷落，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地方出版。

当然，自我的约束和审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本能的约束和审查。自己以为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其实在动笔写作之前，在构思故事之前，他已经本能地、无意识地约束、审查了自己的创作。这就像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他以为自己的童年是自由的、快乐的，可他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已被社会和学校的纪律规范过了的。这样的作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他把自己的才华大量地运用在了小说的技巧、技术和学习外来的各种主义上，以此证明自己的写作是纯文学的、和主流体制疏远的，是独立存在的。小说的写作，当然应该有技术、技巧和自己对某种主义的追求，但我们试想，面对一个复杂、混乱，乃至还存在许多尖锐矛盾和复杂问题的发展中的现实，作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文本的技术、技巧和主义上，这是不是和一个如大水、大火都已经淹没、烧到了自家房屋，乃至水到脚下、火到面前，你还在专注地把玩自己手中那支精美到玩具般的钢笔有些相像呢？艺术和形式是需要把玩和探索的，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去不顾现实地把玩和探索。伟大的小说、伟大的艺术，应该在水的面前是一只大船或者一叶小舟，在火的面前是一片海洋或者一桶井水。而不是在水的面前，它是只可以搭救作家本人的救生圈，在火的面前，它只是可以保护作家本人的防火墙。

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说的——面对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时，以及面对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地位、娱乐时的超越。要超越这些，超越自我审查，真正达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在写作中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智慧和对现实社会独到、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还需要作家对文学的爱，真正如同圣徒之于宗教、草木之于大地、人之于人格的那种真爱和大爱。可实际情况，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以为，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因为种种政治和运动的原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善于保护自己的群体。包括我在内，都经常不知道我的同行朋友们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哪些行为是表演，哪些行为是真实。他们可以以政治的名誉反对一切，也可以以真实的名誉否定艺术。在写作中要超越政治、宗教、党派和金钱与荣誉，乃至超越那些不明艺术真相的读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把文学视为生命，让文学成为自己仅有的灵魂和活在东方世界的唯一理由。要相信，政治是强大的但不是全部。政治可以让作家死去，但文学可以让作家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