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堂吉诃德、阿Q和我

——在西班牙马德里图书节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身为一个西班牙人是无比幸福的，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西班牙有这么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即使我们穷到什么都没有时，我们还有一部《堂吉诃德》。”有了《堂吉诃德》，你们就再不会一无所有，不会贫穷了。你们拥有了理想、正义和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了这种精神，它就和贫穷、失败永远告别了。

我们中国拥有什么精神呢？我们拥有阿Q精神。阿Q不像堂•吉诃德那样充满着理想和奋斗不息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具体、实在，一生的作为就是在忍受无奈中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他的痛苦，在绝望中给自己找到不至于绝望的理由。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的民族和民族中无数穷苦人繁衍生息，在苦难和屈辱中活到今天。

比较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文学形象，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也许，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重新理解今天的中国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之差异、文学之差异，从而走向彼此更深刻的对文学的理解，获得一种彼此精神的沟通。和阿Q相比较，堂吉诃德是伟大的。伟大就伟大在堂吉诃德还有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他追求公正、博爱，试图用骑士的长矛战胜世界上一切的邪恶与不公。尽管他的行为常常以失败而告终，乃至于在他的语言、行动上有着荒谬可悲的举止。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拜伦，才会把堂吉诃德视为笑柄而谈论。但拜伦忽视了，即便是笑柄，堂吉诃德留给西班牙人和全世界人们的那种正义、博爱的理想，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堂吉诃德的正义、博爱和奋斗的理想，是今天西班牙取之不竭的精神库房，是精神金币的银行，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化、文学和中国现实中较为缺乏的。

和堂吉诃德相比较，阿Q是没有理想的。阿Q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从他自己的生存出发，都是如何可以在屈辱和无奈中活下来，如何才可以活得轻松一点。所以，他拥有了活着的法宝，即精神胜利法。别人打他时，他在心里偷偷地骂：“你这是儿子打老子！”别人说他画的圆圈不圆时，他在心里骂：“孙子才画得更圆哪！”他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让自己减轻痛苦，苦中作乐，使自己可以在无比的苦难和屈辱中活下来。

和阿Q相比较，堂吉诃德似乎也有一点精神胜利法的感觉，比如他在战败之后，不断地想着骑士书中“灾难是游侠骑士分内的应有”这样的情节。堂吉诃德以此来安慰自己，让自己的心灵强大起来，强大到使那心灵成为灾难的巨大容器。但仔细分析，这种同为减轻苦难、治疗自己肉体与心灵的方法，却又有着根本的差别。阿Q安慰自己，是希望他自己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活得好一点；堂吉诃德对自己安慰，是希望明天他可以重新出发，开始新的战斗和进取，让自己的脚步距离理想的目标更近些。

堂吉诃德和阿Q的比较，真正的相似之处，大约也就是他们都有直率、质朴的性格和有些可笑迂腐的外表吧。但在这些特点里，堂吉诃德可笑、荒谬却也是分外可敬、可爱的，阿Q却是可笑、荒谬而可悲的。堂吉诃德是理想主义浪漫喜剧中包含着悲剧，而阿Q是现实主义悲剧中透着可笑的喜剧。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复杂、丰富，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学习的；而阿Q这个形象是复杂、丰富，值得我们后人引以为戒、完全不该学习和模仿的。

总之，在面对堂吉诃德时，塞万提斯是面带笑容的，而面对阿Q时，鲁迅是眼含泪水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看到今天的马德里人是那么快乐、悠闲，从下午5点钟吃饭、喝酒，可以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地换，到晚上12点才觉得聊天吃饭刚开始，然后换到酒吧间里去，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而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大多要在糟糕的堵车中晚上七八点才可以赶到饭局上，9点钟或10点钟就要匆匆地结束饭局往家赶，因为他们明天早上7点前必须起床赶着去上班、去挣钱、去为生活而奔波。

这就是堂吉诃德和阿Q不同的后人所处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很可惜，我是阿Q的子孙，而不是堂吉诃德的后代。我的身上有很多阿Q那样的劣根性，比如说短视、忍让、气馁、封闭、虚伪和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与虚荣。但是，我们人类真正需要的，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都有堂吉诃德那样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需要那种不懈地追求公正、真理和博爱的思想。也许有了这两次的西班牙之行，有了和西班牙的朋友、作家的交流，有了这次图书节的参与，我可以从深层和广义上去理解阿Q和堂吉诃德，从更深层去理解那个叫阎连科的阿Q的后代，让阿Q和堂吉诃德作为我生活和写作的两面镜子，一面在左，一面在右。向左看时我会时时注意从阿Q身上戒除什么；向右看时，我会明白从堂吉诃德身上学习什么。从而让阎连科成为一个像堂吉诃德那样的人，在中国的现实中，就算处处碰壁、受辱和失败，也要永远怀着一种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生活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