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守住村庄

——在韩国“亚、非、南美洲文学讨论会”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个文学活动上讨论关于地方、关于全球、关于狭小的空间和阔大的世界的联系时，我们讨论一个作家如何在地方书写全球时，我的那点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和这次与会的所有同行作家相比，我确实有你们无法比拟的一些先决条件，这在你们是无论如何通过天才、奋斗、努力都无法获得的。

第一，我不仅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个中国中原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就是在人类还没有明白地球是个圆的，一个人沿着地球的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最终还要回到它的起点时，中国人就发现世界偌大，但中国却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就叫中国了。而在中国的版图上，河南省又在那只雄鸡地图的中间部位上。所以，河南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被称为中原的。原，在中文中是阔大之意。所以，这阔大的中国的中心就是中原了。我曾经在中国的文学讨论会上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河南是中国的中心，那么，从地理位置上说，河南省的嵩县又是河南的中心，我的家乡的那个有6000人口的村庄，就是嵩县的中心。如此这般，生我养我的那个叫田湖的山区村庄，不就等于是世界的中心吗？我们要用一个红点或一根细针把世界的中心从世界地图上标出来，这个红点或细针就应该点在或扎在我的老家村头吃饭场的那块空地上——这样，一个天然的、在地理位置上本就是世界中心的村庄优势你们有没有？你们没有。可我有。这得天独厚、上帝所赐的一点，常常让我和世界上其他作家相比时，感到神和上帝对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偏爱，让我拥有着世界中心的土地、山水、人口和自然环境中的一切。

这是优势的第一。

第二，我不仅有地理位置上的中心优势，还有今天中国的现实优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丰富、复杂、荒谬而又蓬蓬勃勃的一段时期。中国用30年的时间，在实践着200年来西方世界所经历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而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现状，又是世界上庞杂、繁乱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乃至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总和与大本营。用最通俗的话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各人种和民族思想未加整理的混乱库房和集散地。里面既应有尽有，又凌乱不堪；精神满天飞，灵魂满地踩。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乱作一团、杂乱无章。用形象的话说，就是你家的毛线团被三只野猫玩耍了整整一天，在你家卧室、客厅、厨房、厕所扯来扯去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上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下至一只猫、一只狗、一棵树、一朵花的生存和自由权，在今天都是一些中国人关心而另一些中国人抛却不问的话题。而我家乡的那个村庄，它作为世界的中心存在时，那里不识字的农民会关心美国总统的大选，关心欧洲的经济危机，关心韩国和朝鲜的局势，关心邻国日本的核辐射。但同时，从那个村庄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除了关心就业、工作、房子、工资等，其余的什么又都不关心。他们为了富裕可以偷盗、抢劫，乃至于有的姑娘到城里卖淫做小姐，但也可以对父母尽孝尽力，做个好儿女。那个村庄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今天中国变化的缩影，都是中国历史照片的一张不少的连续集锦。如果不是语言不通，我可以用三天三夜来讲述发生在那个村庄里的无数你们闻所未闻的故事。可惜，语言阻隔了这一切。以后也只能依靠文学来讲给你们听了。总之，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遭遇和现实困境，都是中国的困境和现实。而中国的一切困境和现实，又都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庄同时发生、经历着。这是我写作的又一个天然优势，也是世界上很多作家没有的写作资源。

第三，是我和中国其他作家相比之优势。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每年单是以纸张出版的小说就有两万多部。80岁的老作家们笔耕不綴，而80后、90后年轻的作家又朝书夜作。每年卖100万册以上的小说都有好几部，只卖几千册的小说则比比皆是。和这些作家与作品相比较，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确实因为年龄较大，无法真正地参与今天中国的现实和遭际，也没有能力在写作中关心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明天与后天。他们的创造力在逐渐减退，创作的激情在渐次地减弱。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作家又都太年轻，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富有到什么都有，却又贫穷到无法明白、体会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个国家是从哪儿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改革或者保守的中国将来要到哪里去。中国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机勃勃和丑态百出，被世人嫉妒又被世人嘲笑，被世人尊重又被世人批判，中国人是金钱的巨人又是精神的矮子，这复杂多样、不可捉摸的根源，对年轻作家来说，他们不是那么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和周围的人，对中国这个怪异、庞杂的现实和境遇没有太多的热情。就在这两代的老少中间，站立着的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他们正值中年，既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从哪儿走来的，也关心明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可能走往哪里去；既关心今天中国人作为每一个个人出现时，内心有多少麻木和黑暗，又关心明天的中国人作为个人有多少权力和自由；他们既希望中国人作为个体有丰富的物质，又希望他们有真正的精神和自由。我很高兴我是中国作家中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承前启后，接上续下，一只脚在历史之中，一只脚在现实之中；左手深入到今天中国荒谬而复杂的现实，右手触摸着个体人在社会现实和权力之中被挤压、挣扎、跳动的心灵；深知上一代人的现实，也努力感知着下一代人的精神。正是这样，正是从这三点说开去，我说我和在座的各个作家朋友相比较，我是幸运的、得天独厚的，有着一些你们所没有的条件和优势，是属于上帝和神比较偏爱的那些作家中的一个、宠儿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