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晖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二十四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军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十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获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 《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薄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十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十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使“势不可为”，也要张飞杀岳飞，杀个满天飞。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