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第5/6页）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誉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后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分青史之谤。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在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为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云蒸霞蔚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