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钩沉（第2/8页）

想不到这几句小诗却让太守受了一场大惊吓。第二天，太守读到这首词，连忙找到苏东坡，说：“你闻名全国，这首词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一定会更重。我求你不要把这首词拿给别人看。”

这位太守是老实人，他的惧怕是有道理的。苏东坡笑道：“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过，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不知苏东坡采取了怎样的防扩散措施，反正这首词还是流传下来了。从词中看，当时的泗州是很繁华的。诗人很幸运，他在泗州的时候正值早春二月，离汛期还远，这时的淮河是温柔而恬静的，泗州一片升平景象，太守也才有心思陪他游山玩水。而且，就在这期间，苏东坡接到了朝廷的旨意，批准他定居江南，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在饥饿、颠沛和困顿中，泗州成了他生命的绿洲，虽只是旅途小憩，顾盼匆匆，但泗州长桥上迷离的灯火，将长存在诗人晚年的记忆中。

这是在宋代，当时的淮河还比较文静，洪水扑城的惊险只是在开宝七年和隆兴二年各发生过一次，相对于三百余年的宋王朝来说，这样的频率不算高。当泗州太守陪同苏东坡指点江山时，淮河大抵只是一道静物化的风景，苏东坡因此也才能写出那样意态闲适的词章。但是到了明代的正统年间，这道风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后，《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连绵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毁灭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将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内容。走在古泗州的遗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泗州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人们与洪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复争夺，这中间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还有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一种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层又一层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层深处，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儿女也埋下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

且看《泗州志》上的这一段记载：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 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寥寥数语中，竟用了这么一连串沉重的感叹词，修志者的悲哀和无奈可以想见。关于这个“具区”，《辞海》上的解释是：“古泽薮名”，一说为扬州薮，一说为太湖。反正泗州毁灭了，毁灭在一片汪洋大波之中。但与此同时，泗州人也山一样地站立起来了，在与灾难和命运义无反顾的抗争中，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这是一段关于生存的传奇，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阐释。聚集在残破的淮河大堤上，远眺着浩浩汪洋中的家园，泗州人本来可以选择外出流亡的道路，日暮乡关何处是，唯有浊流滔滔，烟雨茫茫。但他们没有离去，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这里有他们的祖宗陵寝，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奋斗和追求，也有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恩怨。农业文明形成的民族性格中，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坚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他们不惯于驾着“诺亚方舟”驶向遥远的新岸；也不惯于率引着畜群唱着牧歌去寻找生命的芳草地。他们留恋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是一派汪洋、一片荒漠、一座废墟。就在泗州东南不远，有一座圣人山，山下有一条禹王河。圣人即禹王，禹王即圣人，都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中所说的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大抵就在这里。面对着洪水的进袭，中华民族的传统对策是“阻”，是“导”，而不是扬起风帆一走了之。大禹当年是走得很远的，以至于“手足胼胝”，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死在离家老远的会稽。从泗州溯淮河上行，有一处叫怀远的地方，还留下了大禹与涂山女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大禹外出治水，涂山女经常在涂山之阳等侯夫君归来（我怀疑“怀远”的地名即由此而来），等候的结果当然总是失望。于是，心怀焦虑的女人唱道：

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这首“咏叹调”即《南音》的起源，也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滥觞之作。在这里，涂山女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妇女性格底层的一个重要情结：等待。丈夫外出了，她们能做到的只有等待，在织机上，在耒耜旁，在月下的捣衣声中，在村头、路口和潮涨潮落的海滨，中国的女人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等待着。多少民间故事中，她们甚至化成了永远的情感雕像——望夫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