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黄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宇，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