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国破山河在（第2/3页）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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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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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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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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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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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