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历史的伤口绷开

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