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小城思索（第2/4页）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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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