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诗人拎起皮箱（第3/5页）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 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 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