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第4/8页)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