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25/28页）

十一月底，又致书梁实秋为《诗刊》催稿，并告知诗刊筹备情形：

“诗刊以中大新诗人陈梦家、方玮德二子最为热心努力，近有长作，亦颇不易，我辈已属老朽，职在勉励已耳。兄能撰文，为之狂喜，恳信到即动手，务于（至迟）十日前寄到，文不想多刊，第一期有兄一文已足，此外皆诗，大雨有商籁三，皆琅琅可诵，子离一，子沅二，方令孺一，邵洵美一或二，刘宇一或二，外选二三首，陈、方长短皆有，我尚在挣扎中，或有较长一首。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列，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空万里也。”

十二月十九日，从南京返沪，收到了梁实秋为诗刊写的稿子，闻一多也写了一首奇迹，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其实另有原因，见梁著《谈闻一多》页八七。）即写信给梁实秋道谢：

“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早从南京归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但《奇迹》何以尚未到来，明天再不到，我急得想发电去叫你们‘电汇’的了！

“你的通信极佳，我正要这么一篇，你是个到处发难的人，只是你一开口，下文的热闹是不成问题的。但通信里似乎不会提普罗派的诗艺。”

这时，光华大学在闹风潮，上海的朋友又告分散，在给梁实秋的同一封信中也有叙述：

“好，你们闹风潮，我们（光华）也闹风潮，你们的校长脸气白，我们的成A的哭，真的哭，如丧考妣的哭，你们一下去了三十多，我们也一下去卅多，这也算是一种同情罢！

“过来（年）诸公来沪否？想念甚切。适之又走了，上海快陷于无朋友之地了。”

二十五日，先生为诗刊所撰的长诗《爱的灵感》脱稿。后收入云游。他在十九日致梁实秋的信中说：

“我在献丑一首长诗，起因是一次和适之谈天，一开写竟不可收拾，已有二百多行，看情形非得三百行不办，然而杂乱得很，绝对说不上满意，而且奇怪，白郎宁夫人的鬼似乎在我的腕里转！”

是年，先生曾与郑孝胥（时东北未沦陷）同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又乡人朱丹九（起凤）作辞通，曾代为介绍给中华书局出版，没有成功。

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三十六岁

一月二十日，《诗刊》创刊。先生主编，由新月书店发行。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序语，大意说诗友们再来一次集会，因为他们有些共同的信点：第一他们共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其次，他们共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误的声音；更次，他们共信诗是一种艺术。这个诗刊，大约只出了四期就告停刊。《新月》这般人的新诗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新文学史上，亦有其贡献，至少他们使新诗有了不被旧诗打倒的基础。

二月十六日，为旧历年除夕，先生回硖石度岁。十九日（旧历年初三）北上，晨到天津，即转北平。此行系应胡适邀请佐理北大校务。

三月，组织笔会中国分会，先生当选为理事。

按：遐庵年谱：“是月沪人士组织笔会之中国分会，理事七人，先生被推焉，理事长为蔡孑民，余为胡适之、徐志摩、徐訏等。”陈纪滢在国际笔会第三十五届大会（《传记文学》十二卷三期）一文中说，中国笔会分会是民国十四年在上海成立的。两说孰是，尚待考证。

四月二十三日（阴历三月初六日），钱太夫人病逝硖石，享年五十八岁，先生南归奔丧。先生在《猛虎集》自序中说：

“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A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在无意摇动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