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沙多—吉里[1]（第2/2页）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揉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谊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

7月12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五年前在玛伦河畔一个小城的理发店里，我看见了我的第一根白发，这是那个老年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见短篇小说《发的故事》）。 [3]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4]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