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观察人[1]（第2/2页）

*1979年，巴金摄于家中。当年8月他完成了《随想录》第一集的写作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8月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