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个Nobody（第2/2页）

拍完《五十六岁》，导演迈克·艾伯特已经七十三岁。他发现自己本来试图呈现英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政治动机，却演变成一个命运的沉思者，一个“存在主义者”。这部片子让我们看到政治，看到文化，看到因果，看到别人的命运，也看到自己。

看完这部片子得出两条结论。一是优良的社会资源早已按既定格局被瓜分殆尽：高阶层的孩子基本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安享父辈的生活；低阶层的孩子也少有成功上位，只得一路沿袭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的底层命运，陷落于“阶级的混凝土”。第二个结论是，即便如此，人生的微渺感，也没有因其出身阶层的不同有本质变化。精英阶层看似生活更舒适，但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更多，他们自身的欲望也更强，他们实现自己欲望的阻力、成本和代价也更大，一旦失败，命运更加惨烈。他们和梦想的距离，与底层阶级与梦想的距离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这个距离坚如磐石，宿命般强加给任何一个阶层，无论高低。这点中外同轨。

迈克·艾伯特把这部影片的拍摄周期定为七年，灵感来自耶稣会的格言：“把孩子交给我，只要七年，我就能还给你一个男人。”希伯来语中，基数词“七”的词根有“完美”的含义，如此一来，回到影片本身，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儿祈愿抑或是暗讽的意味？

用一个下午看完《七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快乐和清梦是如何远离那一张张脸，那些一开始稚气，继而不屑，然后迷茫，再后来麻木，最后是无所谓的脸。与人生相比，国家、民族、阶级、时代都不重要，人生的本质，是人性和时间。这不只是万里之外十四个英国孩子的故事，也是包括你我在内身边大多数人的故事。哪里能有什么不一样？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剩下的只是苍茫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