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微笑

1940年夏天，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最后一次见到导师、史学家布尔，在谈及英国文学家阿克顿的《自由史论》时，布尔说了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后来说，这句话对他影响深远，“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从小性格嚣张，没有禁忌。十三岁那年去外婆家拜年，路经一座神庙，冲进去准备把里面的菩萨全给砸了。事后受母亲训斥，被迫带上贡品，去庙里赎罪，但自由随性的气焰始终没有泯灭。

另一面，胡适受教私塾，所读四书五经都是朱熹注本，受程朱理学影响，养成相对理性的思维方式，年岁越大，对自由与禁忌的考量也越多。

自由不是唯我独尊放纵自我，自由不是勒令世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长，自由必须以异己的存在为前提。在一篇名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里，胡适讲了三件事，说明容忍异己对于自由的重要性。

其一，胡适十七岁那年发表文章，痛骂《西游记》《水浒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要求斩杀。没想到十多年后，当他举起自由主义反传统大旗，一群同样“卫道”的君子，也说他“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要求予以斩杀。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廷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异见人士捆绑于柴堆，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白话文问题上不容有反对者，“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这句话尤其让胡适反感，他觉得，正是这种“我不会错”的态度，让他者丧失了自由，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都由此而来。

人类总是习惯喜同恶异，不喜欢异于自己的人事，这是不容忍的根源。另一面，人和人又注定不一样，性格、思想、行为和信仰均有差异，这是人性的根源。两个根源的缠斗，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其实争自由不是争夺一个真理，而是争取若干个真理能够并存，因为真理对面不一定是谬误，很可能站着另外一个真理。

容忍异己是自由的根本，是前提，如果不能容忍，自由就会成为它的反面——专制，必定导致思想的唯我独尊，政治上的极权。胡适深谙此理，对异见从不剑拔弩张。新文化运动中，植物学家胡先骕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白话，在媒体上与胡适论战。1925年两胡在上海见面，一起照相。相片上的胡先骕非常严肃，胡适则满脸笑容，并在照片背后题词：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可见胡适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道不同亦相与谋，胡适和陈独秀异乎寻常的关系，也充分展现了胡适不同凡人的大度和宽容。文学革命中，陈、胡两人并肩作战，是同志战友。1919年后，陈独秀左倾，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与主张改良的胡适渐行渐远。后来《北京晨报》被烧，陈大肆赞扬，胡认为是阻碍了言论自由，两人在报上开战。但胡适非常清楚一个原则，就是双方即便打得不可开交，也必须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后来陈独秀多次面临危难时刻，乃至最后去世，胡适都伸出援助之手，救济其家眷。在胡适那里，容纳异见既是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坚持，也是必须完成的个人修为。

容忍的态度就是微笑。在现代中国一百多年风雨飘摇的历史里，胡适是个异端，但他是个微笑的异端。与横眉冷对的鲁迅不一样，胡适的历史形象温文儒雅，笑意满怀。以前翻过一本《胡适影像》，发现几乎所有的照片，胡适都以笑脸示人。

对胡适的历史了解越多，就越能发现，这种笑不只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教养和襟怀，是对他人的体恤和尊重，是一种更舒展的自由主义态度。

《四十自述》里，胡适说他从小看到母亲维持一个大家庭的艰难。大嫂二嫂都喜欢将难看的脸色拿给别人看，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对此胡适有切肤之痛，“我渐渐明白……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就是在这般的生活体认中，胡适学会了诚挚虚怀，善意待人，体谅尊重别人的感受，给人留余地，不把一张难看的脸拿给别人看。

胡适“容忍与自由”的思想，固然来自深刻的历史认知，但少年成长时期的家庭氛围，母亲的身教，无疑也是其重要的精神源流。

在一个戾气横行的社会，人人追求个性，发表观点，都自以为真理的化身，自由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方，自由的结果就是剥夺别人的自由，胡适这样的人往往被认为世故圆滑、犬儒、没有立场。但只有人生阅历丰富的人才知道，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结合中国的忠恕之道和西方绅士精神，它需要更丰沛的心性、更开阔的智识，需要对人世更深切的体察和理解。这样的人可能并非一座高山，供人仰望，却是一条道路，引人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