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向的担忧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命人“铸刑书。”按照杜预的解释，所谓的“铸刑书”，指的是将国家的法律条文铸于鼎上，“以为国之常法”。将国家法律公然铸于鼎上，目的无非是两个：其一是使法律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结束“刑不可知”的神秘化历史；其二，凸显法律不可改易的威严。子产铸刑鼎，在历史上意义重大，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第一部成文法的正式发布。

然而子产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叔向的严厉批评。叔向是晋国著名政治家，孔子尊称他为“古之遗直”。邻国铸刑鼎一事，竟然让他移书子产，据理力争，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这封信开头就说：如果我原先对你的政治主张还抱有期望，那么这种期望现在已经停止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叔向认为，“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国将亡，必多制。”子产的回信不卑不亢，倒也很值得玩味。他说：我不能遵从您的意见。我不才，不能像您那样长远地考虑子孙后代的事情，我的目的在于救世啊！

在那封著名的信件中，叔向似乎倾向于将法律看成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从表面上看，他的观点确有维护“礼制”的动机。但他真正感到担忧的，是“铸刑鼎”的后果——对法律的条文的种种利用，会使法律本身变成一纸空文，然后统治者必须用更多的法律条文加以补救，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叔向的观点时，把话说得更为明确：“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

实际上，叔向所要维护的“礼制”本身也具有法律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高于子产的“成文法”，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为本，以法为末这一信条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两年前，我去哈佛访问，黄万盛教授曾向我提及，有一位韩国留学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似乎就叫做《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法》。可惜的是，这篇论文我至今没有读到。

发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这场礼、法之争，也使我联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西方，现代小说恰恰是伴随着对现代法律的质疑和批判而诞生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到加缪，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