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

抵达

得知我要去新德里开会，一些去过印度的朋友纷纷打来了电话。他们叮嘱我一定要去医院注射三种以上的疫苗，我的一位研究生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她刚从印度回来，因为疟疾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最骇人听闻的告诫来自一位律师，据说他在新德里的大街上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到最后却发现瓶底还有一条小鱼，而且是活的。他们建议我除了麦当劳什么饭店也不要进去。我对于所有这些建议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从水缸里舀水喝，喝到小鱼的情景并不罕见。再说疟疾毕竟不是艾滋病，用不着过分担心。可所有这些传闻使我妻子的担忧急剧繁殖，她在互联网上徒劳地搜寻印度中心（我们即将落脚的宾馆）的相关资料，最后一无所获。她只得在我的旅行包中塞满了五颜六色的神秘药丸和消毒剂，来抵消自己的忧虑。

诗人西川十年前曾到访过印度，他成了我们这伙人实际上的领导没有任何争议。他在旅途中不断向我们许诺说，一出机场就能看见牛和大象，我们只能信以为真。而实际情形所兑现的不是期待中的魔幻景观，而是这样一个真理：经验这种东西往往最不可靠。德里机场的准现代化设施已足以让西川为之惊愕了，只见他孤独地站在机场的出口处不住地引颈四望：“咦，他妈的，牛呢？”

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向新德里进发。随着汽车颠簸的频率逐渐放缓，尘土的气味越来越淡，车窗外的街道、树木和房屋也显得越来越整齐。当汽车进入新德里的使馆区时，空气中已经能够嗅到鲜花和植物的清香，天空竟然蓝得有点儿神秘。新德里交警带着防毒面具执勤的传闻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快到目的地时，我们才意外地发现，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面包车两边的后视镜居然都是闭合的。我们问司机为何不打开后视镜?他的回答与他流利的英语一样让我们印象深刻。“用不着，”他说，“后视镜打开了会妨碍停车”。

印度中心是一家会员制的酒店，不对一般旅游者开放。风景宜人，设施现代，据说是印度上流社会显达人士的宴游雅集之所。其建筑的印度风格一望而知，除工艺略显简单外，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我最喜欢它的庭院，树木幽深，春花烂漫。成群的鹦鹉穿梭其间，回廊上花枝披拂，不时传来孔雀的啼鸣。

一天晚上，我和西川正在在餐厅外吸烟，五六名身穿迷彩服、斜挎钢枪的印度士兵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吓了一跳。我观察到西川并没有马上逃跑的迹象，也就故作镇定，对威猛的士兵们报以和蔼的微笑。原来，这几个军人是护送一位印度政要来酒店餐厅用餐。当我们回到餐厅时却吃惊地发现，这名政要的饭桌就在我们近旁。在士兵的簇拥下用餐，或许是一种印度式的特权，可欧阳江河以他诗人的敏锐提出反证：这家餐厅为何连个包厢也不给他准备，而让他直接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可见这件事不能仅仅用“特权”来解释。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政要的光临只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家餐厅在新德里非常著名。当我们得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花销，包括咖啡和茶点全都免费时，我们的感动就有了些许梦幻色彩。托印度神灵降福，我们在这家旅馆的一切都还称心如意。

也有烦心的事。在印度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住在隔壁的欧阳江河聊天至午夜，才上床睡觉。可刚睡了没多久，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唱歌。那是一个深沉圆润的男中音，歌声婉转、优美而绵密。歌声的作用力与我进入梦乡的企图方向相反，把我的睡眠弄得又薄又脆，犹如初冬的浮冰。可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按照我以往的经验，他唱一会儿自然会累的，可是他竟然一连唱了四五个小时，直接让我在无比清醒的状态下迎接新德里的第一缕曙光。睡觉自然是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积攒已久的可笑念头：我想看看这个蹲在我墙根下唱了一夜的歌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拉开窗帘，看见一个临时搭建在庭院中的低矮棚屋。屋顶上铺着塑料布，上面压着几块砖头。那个唱歌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正在晨炊：两三块红砖在屋外的空地上架起一个破铁锅，父亲趴在地上吹火，却吹出了一团团浓烟。两个孩子都只有四五岁，光着屁股，跌跌撞撞地四处寻找树枝和木块。他们的母亲蹲在地上，在一块木板上摊面饼。父亲仍然在唱歌，他的歌声即便不是愉悦的，也是令人愉悦的。我长久地注视着窗外的这一家人，心情忽然变得黯淡而悲伤。不过，最让我震惊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贫困和简陋，而是这种近乎赤贫的生活与豪华使馆区的高级酒店挨得如此之近，就像黏在一起的情侣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