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德里

凡是到过印度的中国人都喜欢将两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加以比较，比较的范围涉及GDP、一般社会状况、发展模式、教育、经济，乃至于军事。这或许是一种本能，据说印度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嗜好。我们这次来印度，是应Almost Island杂志社的邀请，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中印作家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为我们近距离了解印度的文化和知识界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契机。按照阿希斯·南地先生的描述，这是中印作家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南地这一说法的可信性，但所有与会的中国作家都为此十分吃惊。因此，南地先生动情地将这次交流描述为两个文明（而非文化）之间的对话，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中印作家会议举办的同时，南地先生的退休仪式也在新德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这里，向这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表达敬意。出人意料的是，南地先生不仅参加了大部分对话活动，而且在第一次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想完整地复述他发言的所有内容是不现实的，但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此简略记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南地对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在比较了印度独立前后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状况之后指出，正是“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和神话化，凸显并放大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加剧了民族、教派之间的隔阂、仇恨、冲突和大规模流血。

其次，南地先生论述了文明和文化中“记忆和遗忘”的关系。他认为遗忘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值得关注。他倒没有在本雅明或普鲁斯特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加以修辞学的展开，而是再次将它拉回到社会政治层面，作为对“民族国家”观念反省的一个延续。他举例说，他曾访问过那些在民族或种族冲突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幸存者对于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没有丝毫的仇恨，原因是他们“已经将事件遗忘了”。既然冲突的双方本来互不相识，仇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而记忆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暧昧的角色。那么，被过分强调的“仇恨记忆”与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理念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南地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他的思路和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第三，南地谈到了历史叙事问题。他特别强调民间说唱、口头文学、神话和传说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他并未向后现代主义理论那样，在所谓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叙事之间制造简单对立，也没有在精英与大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设立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也不是通过凸显“声音”的作用而贬抑“文字”。在我看来，南地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对十八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严肃的反省。他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神话、传说、颂偈和谚语不仅仅是历史的风景，实际上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南地先生将话题转入最后一个方面，即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空间性概念，而这些概念都在不约而同地取消时间的向度。现代主义通过空间来置换时间的修辞学影响深远，但这些丰富复杂的空间细节却没有被充分地历史化。然而，正是在时间意义上，印度、中国、西方漫长的文化和文学实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特别表现在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方面。

南地发言之后，会议的主持人、Almost Island杂志主编莎米斯塔·莫汉蒂女士，特别邀请中方学者李陀先生对南地的发言进行回应。李陀在对南地的即兴发言作了简单的评述之后，立即将话题转入到对“现代主义”的反思领域。从表面上看，李陀的发言另辟蹊径，但他的实际用意，也许是透过“现代主义”这个公案，对南地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逐一进行回应。所以，两位学者的发言虽各有侧重，实际上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多有交集，互相发明。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印知识界在文化和文学领域确有诸多接近或相似的看法。李陀回顾了现代主义在西方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着重介绍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话语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这一实践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南地对李陀的发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足以证明“现代主义”也是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可惜限于时间，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未能充分展开。

接下来的两天会议，由莎米斯塔和北岛共同主持，仍由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担任翻译。虽然大部分印度作家的英语都十分出色，但印度语言状况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据说，印度现在通行的语言就有二十几种之多，有几位印度作家的发言需要通过多重语言的翻译，才能最终抵达汉语。因此翻译的困难、理解上的歧义导致了会议的冗长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