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象中的时间

物象本是一个空间概念，可往往却成了时间的贮存器。所谓“浮云一别，流水十年”，如果没有物象的提醒，我们也许根本就看不到时间的变化。落在院子里的雨，也曾落在迦太基；而晴光潋滟的西湖水，也曾洗掉多少前朝歌姬的胭脂粉；照亮了姜公馆陪嫁丫鬟凤箫枕边的融融月色[1]，也曾照亮白流苏寂寞的窗帷[2]。

形形色色的“物”，占据了我们生存的空间，也占据了我们纷乱的记忆。如果说时间之箭如奔流东去的长江之水，一去不回，那么江边萧萧的芦笛，却总是让曾经的过去，一次次返回我们的冥想与记忆，重现当年的羽镞之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追忆之光，模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让物理时间的真实性变得不堪一击，从而使我们恍若隔世，不知今世何世，今夕何夕[3]。

中国传统诗文和小说中的物象，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或道具意义上对象化的存在——如铺叙场景陈设，以展现人物活动环境；描写山川风物，以展现大自然的壮美；呈现日用起居之器皿，以暗示人物身份等等。中国文学中的物象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意象”，可以“赋”，可以“比”，也可以“兴”。它投射和寄托了太多的人类情感和过往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就是“心”的外在形式。一方面，泪眼可以问花，人与隔雨的红楼，也可以心物相望，彼此窥探心思；另一方面，物象恰恰是时间流逝的见证，是时间箭镞的回响，是瞬息万变的时间之物中较为恒定的标识物。一个普普通通的物象，不仅可以瞬时复活全部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穿越未来之境，擦去时间全部的线性痕迹。因为中国人相信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中国人用来记述、追忆时间的物象通常有两类。第一类是名胜古迹，它作为历史遗存，大至巍峨的城池宫殿、巷陌街道，小至埋入沙中的箭头、坐轿前的断肠銮铃。将箭头磨洗即可听到前朝的萧萧马嘶，而感慨东风周郎、铜雀春深；夜雨闻铃则令人肠断欲绝，仿佛连行宫的月色也凄冷刺心。刘禹锡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从夔州刺史任上调至和州。他在顺江而下，途经著名的西塞山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对作者而言，“西塞山”这个物象，因为五百多年前的一次朝代更迭的战事，从晦暗不明的时间之幕中突然浮现于眼前，显出了它绝非一般风物的意义。问题是，作者刘禹锡在追溯五百年前的这个历史故实之时，其叙事时间的设置耐人寻味。其叙事口吻一反追忆的笔触，将想象中的场景作为诗人的目睹场景，直接加以记述。前四句破空而来，有如当年攻克金陵的战事正在发生，将过去时态（回忆时间）变为现实时间。一个“下”字，似乎让读者看到了王浚的船队正浩荡而至。“一片降幡出石头”似乎再次让想象中的历史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而“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两句中的时间则更为复杂。要弄清楚这两句诗的叙事时间在全诗中的位置，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人世”中的“人”究系何指。从诗歌的上下文来看，这个人既可以实指作者本人，也可以虚指曾经来这里凭吊遗迹的许许多多的后来者（不包括作者）。清代的诗评者屈复就主后说，并认为诗中的“几回”暗指六朝，这样的解释似亦可通。因为东吴是六朝之首，历朝的文人士大夫因晋吴之战而伤感于往事，自在情理之中。既然如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一句中的时间，则仍可以被解释为历史时间。从时序上来说，它晚于晋吴之战，而早于作者途经西塞山即景抒怀的时间。

最后两句通过一个“今”字带出了作者的身世感慨，也让读者的思绪回到了作者船经西塞山，目睹萧萧芦笛的现实时间。最后的一个“秋”字，则具体地点出季节。那么从开首回忆中的历史人物，至结尾凭吊古迹的那个“秋”之间，作者恰好采取了一个类似于小说中的倒叙结构：由远而近，由虚到实，由回忆到现实。

不过，我认为，这首诗的叙事时间所隐含的真正奥妙，恰恰不在于这样一种先后倒置，而在于不同时间段的历史场景与现实场景之间真正的并置。作者的叙事视线不受物理时间的羁绊，洒脱而自由，倒置不过是一个手段罢了。所有的历史片段、场景和故实，因时间的变化而无法被我们看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浩浩长江，只是山形和芦笛这样的物象。作者恰如其分地将两种存在物作出了重要的区分：一是我们看不到的时间（历史场景），它有生有亡、转瞬即逝，不过是过客和影子；二是相对不那么容易变的风物和遗迹，这些有形之物，恰好是无形之物的托迹之所。它们作为勾连和中介，让不同的历史或现实场景呈现了真正的“共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