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会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当老师。暑期里有一个中学师资培训班，我被系里指定给主讲教师当助教。学校还没有给我分配教师宿舍，我只得暂时留在学生寝室里。学生大多回家了，第一宿舍空空荡荡。蝉鸣、暴雨和漫长的夏日，适宜阅读和酣睡。我晨昏颠倒地过着日子，既轻松自在，又百无聊赖。

一天早上，我到系办公室取信，碰到了写作教研室的同事徐芳女士。她告诉我，晚上系里有一个座谈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那时徐芳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诗人了，她先我一年留校，把提携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看成是她理所当然的职责。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可每次见到她，都只能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徐老师”。在徐老师主持的这次座谈会上，出现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其中年龄稍长、说话斯文一位，名叫王中忱；另一位身材健硕、目露精光的年轻人，人称吴滨。他们都是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两个人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翘着二郎腿，手摇大蒲扇，没有一点北京钦差的派头。若非徐芳老师特意介绍，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哪个生产队的蹲点干部呢。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囊括了华东师大的文学创作界几乎所有的精英。夏雨诗社的前后两任社长宋琳和张小波、散文社的社长姚霏，自然都悉数到场。

王中忱首先介绍了《中国》杂志社的办刊方针和基本宗旨。他说了很多，我们记住的似乎只有一点：《中国》杂志与其它文学期刊最大的不同，是致力于发表年轻作者锐意创新的作品，以发现文学新秀为己任。王中忱还提到，他们之所以撇开正常的组织程序，绕过地方作家协会和学校的各级组织，直接与文学爱好者见面沟通，目的也在于此。我们频频点头，可心里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话说得很好听不管用，你一旦把作品寄过去，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在那个年代，默默无闻的作者要想发表作品真是太难了，用叶兆言的话来说，寄出去的作品就如同放出去的信鸽，用不了多久，它还会原封不动地飞回来的。能得到编辑部的退稿信已经很不错了，更常见的情形是，鸽子一出笼，就会飞出我们的视线，不知所终，音信全无。不过，考虑到王中忱是《中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编丁玲她老人家，他姑妄言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罢了。

接下来，王中忱充分发扬了民主程序，提议让我们每个人依次发言，谈一谈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创作近况。这就使得像我这样属于文学圈外围的初学者，也有了不慌不忙说话的合法机会。我在胡乱地发表了一通对文学的看法之后，就提到了不久前去浙江调查方言时写成的一篇小说。王中忱问我作品带来了没有，我回答说，当时是写在一个工作日志上，还未誊抄。王中忱就嘱咐我回去把它抄出来寄给他。见他这么郑重其事，说实话我当时就后悔了。那是一篇为打发旅途寂寞在火车上写成的游戏之作，目的是为了取悦坐在我对面的同伴——一位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正因为这种游戏心理在作怪，所以写的时候，信马由缰，极尽夸饰之能事。这样的东西寄给人家，岂不是自取其辱吗？不过，小说誊抄出来以后，略作了些修改，我还是将它寄给了《中国》杂志社。

第二年（一九八六）初春的一天，我去学校的大礼堂看电影，在门口遇见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劼。他远远地朝我喊了一句：你发在《中国》上的那篇小说我看了，很不错。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杂志社将我那篇题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玩笑之作真的登出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王中忱这个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又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了《中国》杂志社寄来的一份邀请函，让我暑期去青岛，参加中国作协的笔会。

《追忆乌攸先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消说，参加笔会这样的活动，也是平生头一遭。可当时我正在经历失恋的打击，喜悦来得很不是时候。华东师大被邀请与会的，还有教育系的姚霏。我们各自去系里履行了报批手续，去十六铺码头预定了去青岛的船票，还准备了一大堆后来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的仁丹和晕船药。

青岛的笔会，被安排在海边的一座部队疗养院里举行。为海军首长修建的这座疗养院，朴素中透着奢华，也可以说奢华中显出朴素。我所居住的那个房间，东南两面朝海，躺在床上都可以看见大海中乘风破浪的军舰。除了宽大的卧室之外，每个房间都配有装饰考究的会客厅。当然最显眼的，莫过于屋里铺着的红色地毯。我还是第一次住在有地毯的房子里，感觉上很不真实。我的同屋和我一样，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不断盘问我，这样的房子是给司令住，还是给军长住？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一位农民作家，来自山东的菏泽，名叫陈进轩。当他的家人接到来青岛开会的通知，满世界去找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正在地里挥汗如雨地割麦子呢。由于时间很紧，他从麦地里钻出来，一路小跑，直接就去了火车站。为了证明他并非说谎，老陈高高地挽起裤腿，执意要我去欣赏他那被麦茬戳得红肿的小腿。老陈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当地的奇闻异事、风俗掌故，还把他们地方上的一些少儿不宜的酸曲唱给我听。也许衣服没带够，我记得他每天都要把大量时间用在洗衣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