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废名虽自称为哲学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阐述过他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的重大政治、现实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直接露面。除了诗歌与小说之外，他虽然也写过一些随笔，但大多局限在诗论、文论及修辞学的范围之内。直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问世，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废名对于时事与传统、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对生活中具体现象的观察，近乎即兴的随想和杂感，很难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

如果说，废名的诗歌与小说由于修辞文体的复杂多变，别出心裁，长期以来一直为一般读者甚至学术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则更少为人关注。这些思想观念虽说是即兴的感想，但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窥测到作者对现实、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废名从小受过比较规范的私塾教育，入北大之后读的却是英文系，他对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大量地阅读佛经，其知识系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西学和印度文化的熏染。然而，西学背景至多为废名打开了一个了解异域文明、从整体上反观自身文化的窗口，西方的价值准则并没有在废名的思想、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记。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废名的影响要深厚得多。

自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就已开始，“五四”以后，论战日趋激烈和白热化，并导致了“激进”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出现，一派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另一派则以整理国故为名，主张以中学为主体，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涌入采取警惕、抵制和反对的立场。废名既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激进派，也不属于“学衡”阵营的保守派，甚至与梁漱溟、杜亚泉那样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也判然有别，这就使得他的文化处境极为尴尬。

在废名看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旧就无所谓新，没有传统，现代也无从谈起；割断了历史，现实必将失去意义。“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吗？”[[9]]“人生如果不爱历史，人是决无意义的。”[[10]]全盘西化、废除汉字，即失掉了一个中国人的根本，所谓的现代化亦成空中楼阁，梦幻泡影。西方的价值观念若不加选择地移入中国，中国千百年的文化积累将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对于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思潮和“进化论”观念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亦有所批判。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废名对“现代性”的“反动”，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接受。就儒家文化而言，废名认为，孔孟的教训原本没有错，只不过他们的学说被“知识阶层”人为地曲解了，传统文化中充斥了空洞的说教、八股式的官样文章以及巧言令色的虚妄与自欺。他曾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11]]他又说，“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国无事时自相鱼肉，国家将亡还在那里做八股”[[12]]，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真谛，恢复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间，因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世道人心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间的日常生活、礼俗习惯得以存留。和沈从文一样，废名的思想与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本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偏于理性，而废名则更具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

废名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但这个“道”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而非经由学理的逻辑论证而来，因此不免显得简单而随意。比如说，他认为佛家的“真如”即是孔子的中庸[[13]]，孔子、庄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知”融合、统一在一起，他还认为遵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14]]。尽管如此，我认为，废名价值观中的内核依然隐约可见，那就是“诚笃”与“真实”。所谓不自欺即为道。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曾写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须有先生下乡，看见一家石灰铺子上写有“石灰出卖，日本必败”两行字，即生出无穷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为了卖石灰，“日本必败”只是为了应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会令他的儿子逃得无影无踪，但仍不妨碍他在墙上写下“日本必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废名痛切地感受到名与实的分离，国民与国家的分离，人生与“真实”的分离，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的溃败与文化的式微都是从“诚信观念”的丧失开始的。政府（包括读书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开始尚能忍受，但几经反复，则唯有一己之私可以顾念：“秉国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15]]。因此，废名认为，中国人最没有国家观念，木兰从军，她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孝”，而非国家观念的所谓“忠”。因此，废名认为木兰从军正是反从军[[16]]。更令废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陈腐、八股式的教育观念，仍然在助长这种名实分离。他由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但出发点与鲁迅并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