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废名的个人经历和作品似乎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写作风格，都与现代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世人尊他为“文体家”，也许并无多少褒扬或赞许之意，它只不过是其作品晦涩难解、奇僻生辣的较为委婉的说法而已。长期以来，废名正如他被自己废掉的名字一样，不仅为一般读者所冷落和忽略，也为学术界渐渐淡忘。时下通行的几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废名要么只字不提，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寥寥数语，一闪而过。早在一九三六年，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即预言了废名作品“像海岛一样永久孤绝的命运”[[17]]不过他又说，“无论如何，一般人视为隐晦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18]]。

我最初知道废名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我最喜欢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就要算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了，我记得曾读过汪曾祺的一篇题为《谈风格》的文章，声称他的风格形成受到了废名的影响，读后颇受到一些震动。后来又听说了一些废名的奇闻异事，比如他与人讨论学术问题，一语不合，便互相扭打在一起；比如他有用毛笔写英文的习惯，当然也包括他的小说如何像天书一般晦涩难懂。这些道听途说无疑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找来他的几篇小说一看，似乎也并不怎么难懂，如《柚子》、《竹林的故事》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大致可以看出鲁迅的乡土小说的影子。后来，读到他的《桥》，虽然不能说完全读懂，仍觉得清新自然，饶有意趣。真正令我对废名的小说感到畏惧的是《莫须有先生传》，这部作品果真佶屈聱牙，深奥难解，屡次尝试，竟未能卒读。刚刚有了一点对废名小说的兴趣，亦随之烟散。除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感觉之外，剩下的只有一个疑问：曾经写出《竹林的故事》这样格调清新朴素作品的废名是如何走到《莫须有先生传》那条神秘不可解的路上去的？

一九九七年底，笔者与几位来访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言谈间屡次提到了废名。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计划，选题是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与我自己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我自己的写作一度受西方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影响较大，随着写作的深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围的作家包括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人。这次谈话的结果之一使我想当然地把废名列入研究计划，并立即收集了所能找到的有关废名的全部资料。重读废名，感觉上与十多年前的记忆竟大不相同，我渐渐意识到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废名的整个创作都根植于中国的诗性叙事传统，而且他明确地把诗歌的意境引入小说，在小说的抒情性方面比沈从文和汪曾祺走得更远。对于文学史的作者而言，废名的地位如何尽可见仁见智，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废名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废名将诗歌的表现方式引入小说的尝试，他在文体、叙事方式上所进行的多方面探索，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以为，这一资源的意义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1）废名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的关系

我以为中国的小说叙事除了史传与笔记小说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诗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若隐若现，至《红楼梦》终成蔚为大观，五四之后，又得以延续、演变和进一步地发展。废名虽然自称受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但更多的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陶冶与滋养，如他所喜欢的庄子、陶渊明、庾信和李商隐，无不对他的写作构成重要影响。废名借鉴诗歌的表现手法来丰富自己的叙事方式，他的作品着力于整体性的意境营造，淡化故事；崇尚心灵的溢露，淡化因果关系和戏剧冲突；重视感觉的自然联通，“让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19]]，轻情节的发展与铺陈。与西方的叙事的因果关系传统相比，一重写意，一重写实，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体清晰，一重简洁含蓄，一重繁复与完整。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叙事的特点的同时，他的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

2）废名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废名被认为是李商隐之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朱光潜语）。废名的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没有典型化的人物处理，也没有对写作材料加以抽象，从而提炼出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主题，他所选择的题材也大都远离当时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叙事手法丰富多变，表现形式隐晦深奥，其创作历来被认为置身于社会与现实之外。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不管其选择何种题材，采取何种叙事方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与特定现实或时代的联系。废名的作品固然很少直接表现社会现实，但仍然与现实本身构成了重要的隐喻和象征关系，他力图将现实生活归入个人心灵的统摄之下，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因此，我认为，废名的作品侧重于表现，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或再现，这对于我们重新考察写作与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