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

一、爱玛

如果我们把安娜·卡列尼娜与爱玛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便会立即发现这两个人物之间许多共同点。她们都具有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她们最终都死于自杀（卧轨和服毒）；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之中都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种浪漫与社会生活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导致她们毁灭的外在因素都是所谓的“婚外恋”或自我放纵。然而，两个人物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掩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来分析“爱玛”这个人物的意义，不妨就从这些差异入手。首先，安娜的死具有浓烈的哲学意味，正如我们在上一课中所讲的，安娜的自杀多少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味道。至少，从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逼迫和挤压来说，安娜所遭遇的压力远较爱玛为轻。也就是说，安娜的死主要是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而爱玛的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学因素（从这一点上来说，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的副标题称为外省风俗不是没有道理）。

有的同学提出，假如公证人、鲁道尔弗或随便什么人能够借给爱玛三千法郎，她的死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合理，从小说中看爱玛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至少，与安娜不同的是，爱玛临死之前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她最终选择服毒，无力偿还高利贷是一个因素，对破产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夸张想象亦在背后推波助澜，但我认为，她的死与“浪漫的梦幻”突然苏醒有关。鲁尔道弗也好，莱昂也好（包括勒乐、公证人），这一张张道貌岸然、彬彬有礼的面孔突然露出来的狰狞、恶俗和残忍使爱玛猝不及防，一时处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境地。所以我觉得，爱玛的死并非仅仅由于“高利贷危机”的残酷，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爱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姑娘，缺乏安娜那样显赫的贵族地位、丰富的社交阅历和老练的处世手段。“现实”对她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可供演出的舞台，而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尚未充分认知的险恶之地。安娜与爱玛都怀着对爱情的浪漫憧憬，所不同的是安娜是从一开始即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爱玛的爱恋对象则带有虚幻的、朦胧的性质。我们知道，鲁道尔弗与莱昂尽管在事实上都与爱玛发展了充分的“私情”，但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不是爱玛理想中的爱欲对象。如果一定要在小说的人物中挑选一位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作品中只出现过两次的子爵。他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次舞会上，子爵请她跳舞。第二次是在小说的结尾，失魂落魄的爱玛在绝境中差一点撞上他的马车。奇怪的是，子爵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并无正面的描述，他像一个影子一样出场，又像影子一样倏然而灭，却在爱玛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子爵的形象犹如爱玛那些虚无缥缈的想象（加上爱情小说的催化）在现实中的一个投影。充其量，他只是某种氛围、某种音乐的曲调，一种杂有“美女樱与烟草”的味道，一个她渴望侧身其间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舞厅，一句话，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因此，在爱玛对爱情的憧憬中，暗含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吁求，而她原先渴求的具体的爱情对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她从未记住子爵的脸）。如果说，子爵仅仅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影子，那么鲁道尔弗和莱昂就是影子的影子。正如渥伦斯基的恋情使卡列宁、谢辽莎以及富足安宁的生活在安娜的眼中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一样，子爵这个具体可感的“投影”一旦出现，爱玛的婚姻生活就突然变得索然无味了。

在我们讨论爱玛这个人物形象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她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问题涉及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动机以及人物在作品中的意义所指，我想着重谈一谈。爱玛的确是读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长大的，尤其是外省的地缘位置，这种浪漫主义与她天性中的纯真、淳朴、喜爱幻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在她的记忆之中扎下根来，并渐渐影响到她的思维和认知习惯。她用这种浪漫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编织自己的爱情梦想。假如她的一生都在偏远的外省农场度过，这种浪漫也许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也不是一种心智或性格的缺陷。问题是，当这株娇柔的植物一经离开温室，置身于狂风寒霜之中，枯萎也许就是它不能逃脱的命运。有人说，福楼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就是为了批判爱玛身上的浪漫主义，批判她的不合时宜，她的任性和堕落。在以前同学们的作业中，的确有很多人抱有这样的观点，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彻底抛弃浪漫和幻想，脚踏实地地生活。在一些外国文学的教科书中，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他们甚至搬出一系列名词来论证福楼拜的哲学观念，并以此来解释福楼拜创作这个人物和《包法利夫人》的初衷。这些名词包括：“客观性”、“实证主义”、“生活的科学形式”等等。在他们的眼中，作者福楼拜俨然成了一个市侩式的实用主义者。这样一来，对《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的理解完全被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的确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为这种观点与作者本人的哲学观念，生活信条以及《包法利夫人》所呈现的意义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