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现在，我家里充满了这些书。这些书陪着我吃饭、睡觉、思想、苦恼、欢乐，就像卡夫卡们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书有90%是不值得读的，有的乌七八糟——牛鬼蛇神，荒诞不经；有的粗制滥造——东剽西窃，东拼西凑；有的不痛不痒——像具死尸；有的誉词满天——像失败的广告。要说我绝不该去碰这些书，但书在身边，从头到脚都是，有时出于无聊或好奇或其他原因，偶尔翻阅一下，实乃难免。何况我是一条惧怕黑夜、要以书来驱赶黑夜的胆小怕事的书虫。墨香阵阵，黑夜漫长，我时常不由自主地翻开一书，呼哧呼哧地啃将起来，而结果总是厌恶或害怕地逃窜出来。

一册书读得让人害怕或厌恶，这该说是著书者最大的悲哀。但要我说，这更是读者的悲哀。这种悲哀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由于经常读到一些使我厌恶或气愤或害怕的书，现在我竟然变得对每一册新书都有种莫名的、神经质的惧怕，只怕翻开一阅，又是一册坏我心绪的糟书。谁都晓得，好书糟书，表面上你是识不破的，只有通过品读才能知晓，才能分清。如果读书的过程一旦被弄得像个法官一样紧张、谨慎，那读书又有甚乐处？换句话说，如果为读到一册好书必须忍受几册糟书的捉弄，读书又有什么意思？当你干一件事所得的快乐还没有不快多时，或者快乐和不快是一样的，那你还会不会去干这事？很可能就不干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对书慢慢地惧怕了，疏远了，甚至仇恨了。

我原来是因为惧怕黑夜才迷恋上书的，读书是我命定的一种生存方式，逃避苦难的方式，想不到书又让我生出一大恐惧——对书的恐惧！

读书，读书，最后读到这般地步，真是够可怜可悲的。

黑夜漫漫，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中。我曾经有读书和幻想这“二手”驱走黑夜的招术，但现在似乎只剩下幻想这一独招了。想到我这辈子只能在空洞的幻想中度过，我就感到手脚发凉。一个只能幻想的人，不就成了废物？从这个意义说，我有理由恶骂那些从各条胡同、弄堂走出来的“作家们”。但我胆小怕事的秉性又让我不敢张口破骂，我只有默默的可惜和一连串含糊的喃喃声：“人生苦短，要读的书那么多，没想到不该读的书也是那么多；那些书使我对书产生了惧怕；那些书伤害了我，谁敢说就没有伤害你？嗬，可恶可恶……”

1997年5月28日嗜书如命

这是一个梦：在梦里，我是个地下工作者，有一天，我被捕了（因为在梦中呼唤一个刚刚罹难的同志的名字，恰巧被敌人所闻——这种几率很小，也许只有千分之一，但却是大多数地下工作者身份败露的常数）。我在组织内是个机要员，掌握着与中央联络的密码本。敌人知情后，对我软硬兼施，要我说出联络密码。软的让我睡席梦思，吃红烧肉，看马列主义小册子，听苏联红军的十月革命广播电台，喝迷魂汤，等等。硬的让我坐老虎凳，用烧红的铁烙我的胸脯，用竹签钉我指甲缝，用1800瓦的射灯明亮地烤我黑色的眼，拿我的手心当箭靶子射，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就是不说。坚决不说！比刘胡兰不差，跟江姐差不多。总之是软硬不吃，守口如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殊不知，狡猾的敌人在暗中观察我，寻我的软肋，终于发现：我嗜书如命，不读书睡不着觉，魂不守舍，意志崩溃……像瘾君子离了白粉，六亲不认，生不如死。于是，他们开始刑罚我，没收了我身边所有的书。几天后，敌人将我带到审问室，没有一句废话，只说了一句话：“快说！再不说我让你永世看不了书！”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我一下子感到双腿发软，嘴皮发麻，眼前飞满了像蝌蚪一样的无线电码……我招了。我就这样招了。

一个玩笑。不是梦。这个玩笑有“母版”，是这样的：张兄生得熊腰虎背——笃定是个鼾声如雷的品种。据说，他的鼾声严重时可以把自己从床上掀下床，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熄灭一只烛火。然后是一年春天，该兄应邀与一干人外出采风。第一天，不知情，李四与其同寝。第二天，李四从房间出来时，竟无人相识——因为张某的鼾声几乎把他熬成了人渣，判若两人！从此，一路上，同一句戏言像一首经典老歌被反复翻唱：快怎么着，再不怎么着晚上就让你跟张某同寝！屡试屡爽。

哈哈，又是玩笑——一下子开了两个玩笑。这是我吗？知我者晓，生活中我是个极其无趣的人，不好事，不善言。人多了，我怕闹，人少了，又穷于应酬。最好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打发自己。在满街酒吧茶馆的成都，我满足于抽象的方式占有它们。我待在家里，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书和发呆。发呆是麻木，灵魂出窍，味同嚼蜡。写作是便秘，是等待，苦不堪言。唯一的乐趣是读书。好书坏书都读，不同的是坏书读过丢了，好书读了还要读。一本书被反复读——熟读成诵，不是出于“学习”，是由于对已知的乐趣的迷恋。有那么几册书，就像某笔秘密存款一样，总在那里等我，在我需要它时任我所用。缺什么补什么。一个生性无趣的人往往会迷爱有趣的书——事实上，书都是有趣的。爱德华·纽顿，一个英国人，一个世界级的读书和藏书大师，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