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七则）（第9/10页）

我一生是和死人一起过的；我举目四顾，无论眼光落在哪里，全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是我的知交好友，我和他们日日聊天叙旧。

我和他们一起享福，苦恼来时他们为我分忧；我得到他们多少好处，我自明白在我心头。我的感激的泪，常湿润了我的腮。

我心神想的全是死人，我和他们好多年来生活在一起，我爱他们的长处，憎他们的缺点，分享他们的希望与恐惧。我以谦逊的心从他们寻求教训。

我的希望寄托在死人，不久我也将和他们在一处，我将和他们一起走，走上所有未来的路；在人间会留下一点名，永不磨朽在尘世中。

这首诗作于一八一八年，所谓死人指图书言，与我们所谓尚友古人之说如出一辙。书，不应限于古人，今人之书也尽有可观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那时代早已过去了，不过也有人相信阿诺德的“试金石学说”，没经过五十年时间淘汰的书总觉得不太可靠。书评与书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近于培根所谓的“由人代读”之说。

七、读《历史研究》

翻译之事甚难。所译之书有艰深者，有浅显者，其译事之难易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翻译，和创作一样，没有一套固定的方法可资遵循。够资格的译者运用其文字之技巧，曲达原作之意义，如是而已。

翻译不待宣传鼓吹，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就行。

陈晓林先生最近一声不响地译了两部大书，一部是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一部是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两部书都是现代史学巨著。没有充分的知识、热心、毅力，是不可能有此成绩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成于一九一四年，出版于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大战方过，创痛巨深，尤其是欧洲经此浩劫，疮痍满目，识者皆谓西方文化根本出了问题。我记得梁任公先生在战后游欧归来，著《欧游心影录》，在序言里就提到了斯宾格勒这一本书。我当时年纪尚轻，对于这样的大事不敢妄议，不过私心以为战争之事何代无之，一部人类史不就是一部相斫书？而且一番破坏，说不定以后还会另有一副新的面貌。至于西方的没落，并不等于东方的崛起，那是更浅而易见之事。可是《西方的没落》一书，直到陈先生的中译本出来我才得一读为快。读了之后，我的幼稚的成见依然未改。

汤因比对于斯宾格勒的见解并不满意，他说：“斯宾格勒虽然提出了文化诞生、茁壮、衰老与死亡的理论，却并没有为他那文化生命的四幕神秘剧提出详细的解释……我觉得斯宾格勒是颇不光彩的教条主义与定命主义的。据他的看法，文明以固定不变的一致性与固定不变的时间表兴起、发展、没落，以至崩溃，他对任何一项都没有提出解释。”于是《历史研究》这部大书便是他对历史演化过程的解释。解释尽管解释，斯宾格勒的文化生命四幕神秘剧的看法，他依然是默认了的。这一个看法并不算错。任何事物都有兴有衰，有起有伏。犹之乎我们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犹之乎我们预测天气变化时说：“阴久必晴，晴久必阴”，也是永远立于不败的推理。历史哲学的研究者，大概无不想从文化演变之中寻求一个合情合理的模式，鉴往知来，从而揣想以后发展的趋势。历史哲学的书不容易逃出宿命论的范畴。

历史上的剧变，以及一种文化的兴亡，其原因千头万绪。有时候偶然的事件也许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巴斯加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梁短一些，整个地球的面貌都会变得不同。”（《玄想集》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这不是无聊的笑话。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也不是轻佻的讽刺。所以要找出一套文化兴亡的公式，实在困难。“汤因比不承认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模式，他说：‘当历史展开了它的进程时，它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于是，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在归纳与演绎之间，在实证与灵悟之间，在考古学家的新发现与精神史家的新著作之间，汤因比一再修正与充实他的模式。”（译者序中语）汤因比既不承认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模式，可是他又旁搜幽讨各大文明的资料来修正并充实他的模式，可见他还是有他的模式。凡是钻研历史哲学的，没有不追求某一种模式的。

国家兴亡与文化盛衰，其中道理如有轨迹可寻，大概不外是天灾人祸。所谓人祸，实际上是少数的领导人物所造成的。领导人物如果是明智的、强毅的、仁慈的，如果环境许可时机成熟，他便可以做出一番辉煌的事业，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如果他是思想偏颇而又残暴自私的人物，他就会因利乘便以图一逞，结果是庐舍为墟，生灵涂炭。在文化上，有人苦心孤诣地推动发扬，也有人倒行逆施信奉蒙昧主义。像这种事迹，汤因比举出的例证太多了，普及于三十七种文明。但是他独具慧眼，特别强调领导人物的品质之重要。大多数的人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那一类型，他们对于文化的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可是他们不能和那“创造的少数”相提并论，他们是沉默的、被驱使的，无论是守成还是破坏都是被动的。关于这一点，卡莱尔的英雄崇拜之说似是一套颠扑不破的理论。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毕竟英雄难得。英雄在何时何地出现，事前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