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所有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无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原因。

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全不及强汉盛唐。但北宋建国，本先天不良，承接了五代十国民族混战的乱摊子，名义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宋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于是牢抓兵权。一开始就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武将地位一再压低，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堪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兵不堪用。高度集权中央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将无常师，兵无常帅”，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军备是宋朝财政的重头消耗，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了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很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好像大宋朝长年喂养着的一只巨大白象。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才恨得要命——恨其左倾冒进，回头害得大家全体完蛋。保守成分有之，非说是投降主义，还真冤枉了。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起源于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有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宋时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