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一禾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忘却的年头。大抵因为穷于应付眼前的事物，诸如住房，菜价，国库券与彩票等等的缘故，对于往事，人们已经不再有从前的那份眷顾的热情了。记忆如此的不值得信任。甚至连自己参与的有声有色的街头剧，在有限的时日中，也都可以消匿得毫无踪影。

我一样变得健忘多了。但是，有一位叫骆一禾的朋友，倒也还能时时记得起来。

十年前，由于向冬的推荐，我在所编的短命的刊物《青年诗坛》上，第一次发表他的诗作。大约这是他所愿意追怀的吧，几次来信，都提起所谓的"<<诗坛》时代"。其时，他正在北大读书;到了临近毕业，携同另外的同学南来广州，我们便在向冬做东的宴席间见面认识了。在流花公园的草地上，大家一同倾谈，照相，盘桓了许久。

一年过后.我到北京组稿，接送都是一禾。在陌生的京都，我完全恢复了一个乡下人的呆相，没有一个向导，实在走不出胡同的迷阵。可是，除了一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依赖的人了。这时，他已经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为了陪我，请了整一周的假，即使上班，也没有一天不去招待所里看我的。他陪我找人，游览，购物，甚至结账，寄信一类极细琐的事，也都帮忙着做。临别时，我看见他的眼圈潮红了，人也突然变得沉默起来，站在月台上只是不断地缓缓扬手，我把头悬在窗外看他渐渐远去，心里不无惜别之意。不过，应当承认，告别而无忧伤，无论如何算不得交谊深厚的。

朋友这个词，对我来说至今仍感陌生。在乡下，最亲密莫过于一起玩泥巴长大的伙伴了;人类最本真的一种关系，却从来不以"朋友"相称。一旦置身都市，即像一头野兽从黑森林里突然来到黎明的河滩，四顾苍茫，绝无同类。对周围一切，我不得不怀抱戒备的心理，何敢期待友情呢?

两年过去，接到一禾收读我寄赠的《人间鲁迅》的来信;这时，我才发现，世上竟然还有那么一个人，在冠盖如云的所在倾听我。

信用"十月"的笺纸书写，计八页，密密匝匝全是蝇头小字。他仔细地抚摩过敲打过我书中的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一句话;或表示同感，或直率地提出反对意见。为了探讨鲁迅的哲学思想，便写了整整四页。他强调鲁迅哲学的独创性，现代性，人格的深度，因而是中国情感本体论哲学的思想者，而不是逻各斯理性哲学的思想者。他援引了我书中的一段话以后，激烈地批评道"你用了一个‘但'字，对纯粹思辨，对体系哲学让了一步，从而在鲁迅的灵魂上叠了一道折痕，对战士与思想家的区分法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让步，给了体系哲学一口气""从而你也就给许多膜拜体系哲学并以此微词鲁迅的研究者一个苟活的余地。"批评得何等好呵!我理解他何以如此的小题大傲，他的着眼点在中国。实际上，他已经完全越出了书中的结论，而把挑战的目光投射到黑格尔及其弟子的体系哲学的巨大的传统势力里去了!他爱朋友，他不能让朋友的文字存留哪怕是半点瑕疵。

一禾如此看重友情，相形之下，我对于人则未免过于猜疑与淡漠了。而这，是应当得到十倍的诅咒的。

信中还有着对于时下诗坛风气的批评。这种批评，同反对思辨哲学体系哲学一样，在他那里有着很深隐的精神关联。他说，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等等。看得出来，他并不否定理性。战斗的批评不可能没有理性。他所否定的只是"理性的狡计"是理念对于个体生命的绞杀而已。

当今时世，才华决不是重要的。作为对小才子的一种对抗，他准备在《十月》辟出一个名为"诗原"的专页。发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真正有着献身灵魂，献身与人格汇通的艺术的中国诗人的诗作"。

他告诉我说，要找的诗人当大部分是新人，是被忘却、挤压在诗界之外，具有独立精神的、名气不大或无名的诗人。这种编辑的宗旨，是我所欣赏的。为了表明决心，他决定在相当时间中不把自己的诗拿出去发表。他表白道："从一个年轻人的雄心而言，我自然是乐意发的，但我必须保持自己的清醒，以免与时下的风气同流合污。在我编诗的消息跑出去之后，有人说我专门发熟人诗，也有不少人突然变得非常狎昵，前来把诗塞给我。这种谣言和肉麻的举止，我惟有以阴沉待之，于是在某几群‘青年诗人'那里说我老气横秋，像是四五十岁的人，‘玩深沉'的。这种攻击传入我的两耳，使我感到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