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序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太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只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章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一一我认为一一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