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干儿王

我在西藏的医院里当化验员，这个工作，忙的时候真忙，闲的时候也真闲，可以一两个小时没有病人。我就百无聊赖地对着窗户，看远处像洋铁皮一样闪光的雪山。

爱玩儿是女孩子的天性，我就把周围的化验仪器拿来做游戏。比如把自己的头发揪下一根，放在显微镜下瞧一瞧。嗬！柔细的发丝变成了像钢管一般粗的砺石，表面也不再光滑，生出了许多毛刺……我赶紧把这根头发吹走了，我不喜欢平常习惯了的事物变成这么个怪样子来吓我。

有时我就挤出自己的一滴血，抹在玻璃上，放大几百倍来看。染上颜色后，人的血液是很好看的：淡蓝色的白血球像一枚枚精致的椭圆形树叶；比较老的白血球里长了许多核，好像细胞里藏着一只张开的小手；年轻的白血球还没有发育完全，核就像一截弯弯的腊肠。红血球是晶莹透亮的，像一些浅浅的盘子，只在边缘部分有一圈淡红的光环，好像一颗缠了红丝巾的水珠。血液里还有一些古怪的如同车轮般的大细胞，是专门生产免疫抗体的。

可我还是厌倦了，别说是血球，就是一幅世界名画，也终有看够的时候，我又挖空心思，想出新的把戏。

我有一架分析天平，现在人们常说的“天秤座”，就是那个样子。这架天平是为称取化验药品的，精确到了一个毫克的重量，也就是说，可以称出一克的千分之一的重量。

分析天平平日安放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子里，里面有个小布袋，装着干燥剂，保持空气的湿度稳定。要是含有水珠的空气附在秤盘上，重量就不准了。小小的砝码是用一种明亮的金属制成的，好像一粒粒精致的豆子。但那个最小的标志为一毫克的砝码，因为重量太轻，没法像它的哥哥们那样长得很标准，成了一块轻薄的多边形金属片。

分析天平简直灵敏得可怕。你把两个一毫克的砝码放在两边秤盘里，指针是平衡的，但你若是用手指摸摸其中的一个砝码，再把它放回秤盘，指针就毫不含糊地向你手指碰过的那个砝码倾斜。好像你是一个巫师，在一摸当中给了砝码魔力。其实，是因为你手上的湿气使砝码变重了。“又湿又重”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词，潮湿是有重量的。

不过用手摸砝码这件事，可得偷偷地干。要是让老化验员看到了，非得狠狠训你一顿不可。但我对什么事都想试一试，趁他不在的时候，取得了这个难得的试验结果。为了防止生锈，我用白绸子把砝码擦了又擦，在之后的日子里，像探望病人似的每天都仔细地观察小砝码几回，直到确信它们还像以前一样光彩照人，才放下心来。

我开始测量身边能得到的微小物体的重量。比如头发吧，把一根前额上的头发搭在秤盘上，指针只有极轻微的晃动。我总算知道了“轻如鸿毛”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几乎什么分量也没有。头发长短不一，重量也不同，叫人无法发布统一公告；再说，就是同样长短的头发，后脑勺上的就要比前额处的重。这我就明白了，孙悟空那几根救命的毫毛为什么长在后脑勺上，那儿的头发质地最好了。

我还测量过眼药水瓶子的橡胶小盖的重量。嗬！它可真够重的了，好像有十几克吧。记得我在左边的秤盘里放着橡胶小盖，右边的秤盘里不断地加砝码，直到放了一大堆小银豆子，橡胶小盖还像个黑老包似的稳稳地坐着，不肯抬起屁股。

但我很快地又厌倦起来，对于敏感的分析天平来说，我周围伸手可及的一切物体——铅笔、钢笔、墨水瓶、注射器……都显得太沉重了。好像用绣花针去挖战壕，会累坏了我的分析天平。

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一样很有趣的试验物品——葡萄干儿。我们每人每个月发一茶缸葡萄干儿，大家都一把一把地抓着往嘴里塞着吃。

我问果平：“你知道最大的葡萄干儿有多重吗？”

果平眨着毛茸茸的眼睫毛说：“可能……有一粒扣子那么大吧？”

我说：“你不要避重就轻，我问你的是重量，不是大小。”

她思忖着说：“那怎么能知道？我们只有称出一斤葡萄干儿，数数共有多少颗，然后用个数去除总重量，才能知道一颗葡萄干儿有多重。”

我说：“那得出的只是一个平均值，而且还不很精确。我现在要问的是，一颗最大的葡萄干儿有多重？”

能言善辩的果平也没词了，说：“这是没法知道的，除非你的舌头是秤盘。”

我说：“哈！我有办法。你跟我来，不过你要献出一颗最大的葡萄干儿，我也挑出一颗，咱们来比一比谁的更大。不要心疼啊！”

果平说：“这容易，权当吃的时候，有一颗掉到地上找不到了。”